彼得·汉德克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

瑞典当地时间12月7日，在77岁生日当天，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在演讲中，他提及在他童年的时候，母亲讲的“微小事件”几乎为他“持续一生的写作生涯提供了冲动”。（演讲最后汉德克念了一首诗，但他提交给瑞典学院的发言稿中并没有这首诗，故此未摘录。）

以下为演讲摘录，内容有删减：

“玩这个游戏。不要期待一切都围绕你。寻找挑战。但不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结果。绕开那些深藏不露的动机。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温柔而强大。参与其中，让胜负见鬼去吧。不要过度分析，不要算计，但是保持敏锐，对那些预兆的敏锐。保持脆弱。袒露你的目光，邀请其他人看向深处；要确保还有足够空间，试着认出每个人的形象。如果你不为一个决定而激动，不要去做。让你自己能够失败。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些时间，长长地漫步。永远不要忽视一棵树或一片水会告诉你的事。在你感到被吸引的地方，转弯，允许自己晒太阳。不要在意你的亲戚，给陌生人帮助，低下身子来打量琐事，潜入无人之地，不要倾心于命运的戏剧性，笑着把冲突变成碎片。展示你真正的色彩，直到你被证明是对的，叶子的窸窣作响变得甜美。在那些村子里游荡。”

四十年前，在那首被题为《关于乡村》（Über die Dörfer）的诗剧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出了上面这些话。

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时机，一旦时机允许，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村子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叫Stara Vas，德语叫Altes Dorf（老村）：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句子来说的话。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或者用村里的斯洛文尼亚语说是Janez或Hanzej，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Marianum，准备学习成为神职人员。那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就在Klagenfurt/Celovec，就在克恩滕州的首府。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响。这个在打扫、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是斯洛文尼亚语所说的domotožje（没有定冠词）。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到男子教会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学做木工，或者做橱柜。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而第二个事件，没有经历过变形，但是如果上帝或者命运，或者别的什么，需要它这样，那么也许就会被我写进书里。就像我题为《重现》（Die Wiederholung）的那本，《第二次重现》。

《重现》中译本名为《去往第九王国》，韩瑞祥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甚至他的村子Stara Vas，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Encelna Vas, Lipa, Ruda, Globasnica, Diekše, Rinkolah和Krcanje——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彻底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双眼”哭瞎了——那独眼士兵吗？哎！“他一直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要走到车站去坐车，返回战场，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了妹妹，唯一一个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

如果说我母亲描述的这些微小事件为我几乎持续一生的写作生涯提供了冲动，那么，是艺术作品给了我必不可少的形式、节奏，或者，更严谨地说，是为那种冲动的表达提供了振动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书，也有绘画、电影（最重要的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还有歌曲（比如说约翰尼·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然而最初的振动和光彩，并不来自艺术；在我还是孩子时，那让我从头到脚地感到惊惶、震悚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拉夫的祈祷，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Stara Vas附近教堂的罗马式拱门下面听到它们。那些既单调又充满旋律的祷告向天空飞升而去，仍然令已经七十七岁的我感动、惊奇。它们拨动了我写作之路上的琴弦，向我哼鸣天堂般的音阶和华彩乐段。

几年前，感谢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但现在，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要谈的不是剧作家，也不是他的——还有我们的——《培尔·金特》，而是另外两个挪威事件，虽然微小，但也独特。我有幸和五六个保镖共度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第一件事就有关其中的一位。当时是深夜，我们坐在奥斯陆海滨一家安静的酒吧里。那个男人朗诵了他手机里存着的几首诗，先是用挪威语，然后是英语朗诵，那些都是情诗，非常细腻的那种。在随后某一天晚上，我终于是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奥斯陆街道上闲逛（或者说是克里斯蒂安尼亚，克努特·汉姆生《饥饿》里称呼这个首都就用这个名字），我看到一家书店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有个男人的身影。当我站在他身旁，他转过身来，同时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书。

“看，那是我第一本书！”他说，“今天出版的！第一天！”这个人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或者能够为“青年”这个词提供教科书般的样本。他很快乐——只有孩子会那样快乐。他散发的快乐，这个写作者，这个创造者，仍然能够温暖我。希望这温暖永不冷却！

所以，让我此时对两位先生表达问候，在奥斯陆海滨念诗的那个男人和书店橱窗前的年轻人，现在在我们的西边或者，不管他们在哪儿。也许我应该感到遗憾，我没能背诵那位保镖的一首情诗；那个晚上，我的确记录了一些诗句，但是后来把那张纸条弄丢了。但是，为了代替那首遗失的诗，现在我想念另一首诗，它属于灵魂保镖。

《彼得·汉德克作品集》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本文由世纪文景授权发布，译 / 李琬，编 / 俎燚楠，审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