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9年11月8日，是中国作家陈映真82岁的诞辰日。
陈映真（1937年11月8日— 2016.11.22） ，台湾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英专（即今淡江大学）英语系，1961年毕业。在1959年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于 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寿79岁。
在台湾知识分子的谱系中，陈映真是为数不多的“左统”派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曾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的罪名入狱，1975年因蒋介石逝世而被特赦出狱，此后除小说创作之外，还在公共领域致力于关怀弱势群体与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一生中，推动两岸统一的爱国立场始终没有改变。
1985年，陈映真创刊《人间杂志》，以关注环保、原住民人权等议题为核心，虽然1989年因经济亏损而停刊，但仅凭出版的47期杂志，就已成为一代台湾文化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1988年，陈映真在台湾参与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简称“统联”），并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90年二月，陈映真率“统联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后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并久居北京。2016年11月22日，陈映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作为台湾“左统”派的旗帜，陈映真的去世无疑象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的文章《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钱教授在文中谈到，3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鲁迅左翼”不仅属于鲁迅，它是所有的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陈映真正是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的后来者之一。
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文 | 钱理群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八十载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大，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连接纽带，则是鲁迅。
一、鲁迅对陈映真的意义
陈映真自己有两个说明："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两句话都很值得琢磨。
据陈映真的自述，他是在"快升（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那就应该是1949-1950 年间），偶然得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
陈映真回忆说：
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地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陈映真如此去解读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在。
如陈映真一再强调的，1950 年在当代台湾思想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特别是在1945-1950年间， 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台湾，"日政下被抑压的台湾文学激进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传统，在这五年间迅速地复活，并且热烈的发展"；但从1950年开始，随着世界冷战结构的确立，"左翼的、激进的，经中国30年至40年发展下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思潮，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全面压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遭到全面封杀，从此，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其中的左翼传统发生了断裂。
未来台湾最重要的作家陈映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鲁迅相遇，这实在是历史性的。它象征着、预示着在地表的断裂下的地层深处的相承相续。而陈映真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相承相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他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其实，未来的陈映真也就是在这相遇中确立了。首先，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陈映真的视野"的确立。如日本研究者松永正义所说："这样的鲁迅体验所给予陈映真的，是使他能够尽管他目前身处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气氛中，他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中来看台湾的视野，和对于60年代台湾文坛为主流的'现代主义'，采取批判的观点"。
我要补充的是，陈映真还通过鲁迅， 获得了从第三世界看台湾的视野；记得鲁迅说过，他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我看来，陈映真也是从鲁迅的文学里，明白了这样一件大事，从而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确立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场，并且把台湾文学置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大视野里。
陈映真一直铭刻在心的是他父亲给他 定下的三重自我定位："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说，陈映真也是赋予台湾与文学以三重定位："第三世界的台湾与文学，中国的台湾与文学，台湾的台湾与文学"。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视野和立场，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界可能是相当独特的。
这也就决定了陈映真的命运。他这样写道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和他的情感反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我在这自述里，读出了陈映真的孤独和陈映真的坚定，这都深扎在他与鲁迅的精神相遇相通里。
对于陈映真所说的"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我们还需要作更具体、深入的讨论。
于是注意到陈映真的"人民为主体的爱国论"："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之中，找寻民族主体的认同"，"找思想的出路，找心灵的故乡"。他反复强调一点："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诰命，来自人民——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一个独立的批评的作家，应该认同于自己的人民、文化与历史，而不是认同那一个个别的政党与政权"，"中国的作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受到批评和抑压的时刻开始，彰显了他们的一体性：他们属于中国的人民，而不属于任何权力"。
这是一个"在权力之外，另求出路"的思路， 是一个自觉地"重建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之前，坚持良知、真理，为民请命，褒贬时政的传统精神"的努力。这也是"当永远的在野派"，做"抵抗体制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自我定位。陈映真作出这样的选择与定位，鲁迅无疑是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榜样。鲁迅一直在告诫我们：要论中国和中国人，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那里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
而鲁迅更是把"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称为"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鲁迅所开创的 ；而陈映真正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陈映真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二、陈映真与"鲁迅左翼"传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鲁迅所开创的"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及其与陈映真的关系，把讨论深入一步，我想提出与强调一个 "鲁迅左翼"的概念。
最早提出问题的，是大陆鲁迅研究者王得后先生，他在《鲁迅研究月刊》2006 年第 2 期上发表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一文，指出30年代的鲁迅文学和左翼文学既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又存在着重大差异和原则分歧。
王得后（右），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有专著《两地书研究》《鲁迅心解》《（呐喊）导读》，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
在王得后先生文章的启示下，我想到30年代的中国， 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 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这两个左翼在30年代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一致和深刻联系，以至很容易看作是一个群体：他们都反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以至形成了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鲁迅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鲁迅对这样的大左翼传统是认同的， 并将同样从事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左翼文学家视为"战友"；但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和这些战友的原则分歧，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最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从未停止过。
正如王得后先生所说，"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前后的种种内部矛盾和争斗，根源在鲁迅思想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以及鲁迅文学和中国左翼文学的异同"，对此王文做了详尽的论析。
我只想强调一点，党的左翼有一个高于一切的原则，就是所谓"党性原则"，也就是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党的最高利益则是：在野时夺取权力和掌权以后的权力独占，因此，要求所有的党员、信奉者及其统治下的人民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意志，而绝不允许发出和党不一致的声音。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主要罪状就是他在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正是"党的左翼"的大忌。同时也证明了"鲁迅左翼"的独立于"党的左翼"之外的意义。因此，鲁迅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和这些"政治革命家"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并且思考了自己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里，尖锐地指出："革命政治家"和"文艺家"开始反对旧的专制体制时，因为同是不满意现状，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政治家掌握了权力，就"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鲁迅
这是很能说明"党的左翼"和"鲁迅左翼"的区别、关系和"鲁迅左翼"的命运的。因此，在30年代中期，当鲁迅发现"党的左翼"中的某些掌权者已经演变成 "革命工头"、"奴隶总管"时，就毅然与之决裂， 并且作出革命胜利以后"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的预言。
陈映真未必熟悉这段历史，但他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左"的倾向，是关注并有警觉的。他谈到"左翼文学的'党文学'"的问题："简单化地，庸俗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理解为为了革命、为了政治服务的单纯的工具，把创作自由的理念，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视为同一物。服从党、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治需要而创作，成为当时'前进的革命文艺家'最高的诰命。谁要主张文艺创作的个人性、文艺创作的自由，谁就是堕落的资产阶级"。
他还专门谈到知识分子落入"偏致"和"党派性"的危害，特别是"为了有意无意地保卫一个既有的秩序——一个既有的所有权秩序、社会秩序，等等——而膨胀起来的时候，它就必然堕落为各式各样的教条，有时更纠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强制力量——如舆论，如警察，如政府，如法律和军队，如法庭和监狱——来加强他们的阵容"，那是甚至会造成"罪恶"的。
这其实都是抓住了"党的左翼"的一些要害问题，同时也是当年鲁迅所批判过的。陈映真所要继承、坚持和发扬的左翼传统，实际就是"鲁迅左翼"的传统，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陈映真所继承、坚持、发扬的"鲁迅左翼"传统，又包含什么内容，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与讨论。这里只能说说我所理解的几个要点，算是出几个题目吧。
首先自然是前文反复讨论过的"党派外，体制外的独立性"，和"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的批判立场"。这里要追问的是，这样的独立的、全面而彻底的批判立场的立足点，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及终极性的理想与追求。
陈映真的回答是明确的："文学与艺术，比什么都要以人作为中心和焦点"。"放眼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使人从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精神。不论那奴役的力量是罪、是欲望、是黑暗、沉沦的心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这个组织性的暴力，对于使人奴隶化的诸力量的抵抗，才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了几千年来千万人心的光明的火炬。因为抵抗不但使奴隶成为人，也使奴役别人而沦为野兽的成为人"。
陈映真手稿
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健全发展，"使奴隶成为人"，为此，必须抵抗一切"奴役的力量"：陈映真的这一基本信念、理想、追求和价值观，是和鲁迅的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思想完全一致的。这可以说是鲁迅与陈映真所共有的"乌托邦"彼岸理想。我们说陈映真与鲁迅之间存在着精神的相通，这正是他们心灵契合之处 ：他们都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人的"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后来陈映真用马克思的理论，将它称为"人的异化"）有着也许是过分的敏感，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作家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素质。
在他们看来，导致这样的人的奴隶状态的奴役关系，是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社会，来源于各个方面， 并且会不断再生产，是永远存在于此岸世界的。而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用彼岸乌托邦的终极性的"立人"理想照亮此岸的黑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以各种形态，特别是以最新形态出现的奴役力量，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不断向社会发出警示。这样的批判，就必然是全面而彻底的，而且是永无休止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要作"永远的革命者"的真实而丰富的含义，也是鲁迅要提倡"韧性战斗"的最基本的原因。这大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映真独特的"异端·乌托邦"主义吧。
1985年，陈映真创办以关注环保、原住民人权、同性恋权益等议题为核心的《人间》杂志。《人间》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放弃香港影星钟楚红专访而选用了“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由之开启的纪实摄影和报道文学传统对台湾媒体发展影响深远。
这其实也是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因此，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东方专制主义（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吃人肉的筵宴"），但在30年代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鲁迅又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病对中国的渗透与蔓延：在这些方面，他都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宴"的再生产；而如前所说，鲁迅在他的晚年又在反抗运动内部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所谓"革命工头"的产生。因此，在他的遗嘱里，鲁迅宣布"一个都不宽恕"， 正是表明，他是要把自己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到底的，并以此期待后来者。
陈映真正是这样的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的后来者之一。但所面对的问题，却是鲁迅未曾经历的。于是就有了陈映真的从台湾问题出发的对殖民社会、"冷战 / 民族分裂"构造以及大众消费时代下的人的异化（各种形式的奴隶状态）的批判。
但我以为，对陈映真最具有挑战性的，可能是他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发生的异化的问题："以'人间解放'为起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何逐步走上它自己的对立面，即 '人间残害'的另一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是他的理想所在，是他批判台湾社会的重要资源。这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包括陈映真在内的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文革场景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详尽讨论。这里只想概括地指出一点，陈映真很快就走出了这样的困境，依然坚守了他的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立场。
第一， 他并不回避中国社会主义实验中所出现的严重异化，并从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的角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坚持"对于（海峡两岸）两个政权和党派，我们保有独立的、批评的态度"。
其二，他并没有像某些左翼知识分子那样，因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而走向全面认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个极端，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对社会主义的 "反省"绝不能"后退、右旋到了否定反帝民族主义、否定'世界体系'四百年来对落后国的支配和榨取这个历史的、经验上的事实，到了肯定帝国主义压迫有理论，主张穷人必须接受富国支 配才能发展论，和跨国企业无罪论的地步"。
因此，他在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病"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先进国症候"的批判。他并且提醒说："没有对帝国主义采取断然的批判态度——甚至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后进国家'民主、自由甚至人权运动，总是向着它的对立的方向——独裁的、镇压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这里所表现出的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醒，是十分难得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映真在如此复杂，甚至混乱的局势下，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理想，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并且提出了"在现存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外，寻求一条自己的道路"的新的设想，他认为是"第三世界革新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尽管这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命题，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大跃进时期宣传画
以上所讨论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全面、彻底、 永远的批判、创造精神，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左翼"的核心精神。"鲁迅左翼"的另外三个特点，限于篇幅， 就只能略说几句了。
其二，"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陈映真在一篇介绍日籍国际报道摄影家的文章里，概括了这样一条左翼知识分子的原则。这和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谈到"真的知识阶级"除了永远不满足现状外，还必须坚持"平民"立场，"感受平民的痛苦"，"为平民说话"，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倡"幼者本位，弱者本位"，30年代又坚持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受一样压迫"，"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的左翼方向，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而在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眼里，陈映真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就是他"同情一切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这样的相近相通都不是偶然的。
鲁迅和青年作家在一起
其三，魯迅在上一世紀初，就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反抗和實踐的知識份子。在"五四"運動以後，他又有了這樣的反省："比較新的思想運動起來時，如與社會無關，作為空談，那是不要緊的，這也就是專制時代所以能容知識階級存在的原故"，"只是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時，那就危險了。往往反為舊勢力所撲滅"。這就是說，從從事思想啟蒙到參與社會實際運動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最後十年的左翼魯迅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反抗運動的結合，也正是順應這樣的歷史發展趨勢，是一個自覺的選擇。
陳映真也有類似的精神發展趨向和生命體驗，他說自己的"思想發酵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一種實踐和運動的饑餓感，就是覺得老這樣讀書，什麼都不做，很可恥"，因此，他很早就介入了實際反抗運動，並因此兩度遭遇牢獄之災。人們說陳映真不僅用小說、論文表達自己的思想，還是一個"使用'肢體語言'的作家"，這確實是陳映真區別于許多知識份子的特點，但也確實提供了知識份子的一種范式。
曾经关押陈映真的台湾绿岛监狱
其四，也是我最為看重的，就是"魯迅左翼" 的自我批判精神。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陳映真也說過："寫小說，對於我，是一種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因此，評論者說他是最具"反省力與批判力"的作家。他的寫作，既是為了批判社會，更是為了清理自己，在這方面，陳映真也是和魯迅相通的。這一點，也將魯迅和陳映真與許多所謂左翼作家區別開來。魯迅在和創造社論戰時，就說他最看不慣的就是他們的"創造臉"，也可以說是"革命臉"吧：一言一行無不是"創造"，無不在"革命"，實際就是要壟斷創造，壟斷革命。陳映真也說："激進的文學一派，很容易走向'唯我獨尊'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
1926年春创造社成员摄于广州。左起：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
"唯我獨尊"的背後，是自以為真理在手，自己的使命就是向芸芸眾生宣示真理，進而壟斷真理；而魯迅這樣的真的知識份子，卻永遠是真理的探索者，他和讀者一起探索真理，也不斷修正錯誤。因此，批判知識份子的批判的徹底之處，就在於他同時把批判的鋒芒指向自己。我甚至認為，鑒別是不是真的批判知識份子，就看他是否批判自己。
不難看出，"魯迅左翼"是一份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它是我們所說的"20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要強調的是，這樣的"魯迅左翼"不僅屬於魯迅，它是所有的中國和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識份子共同創造的，陳映真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員，也作出了自己的獨立和獨特的貢獻。
三、未完成的话题
文章應該結束了，但似乎意猶未盡。我們從主要的方面，對"魯迅左翼"及其陳映真的關係作了一個勾勒；這樣的勾勒是明晰和必要的，但卻有可能把問題簡單化，遮蔽了 它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我贊同李歐梵先生的觀察與分析，陳映真是複雜而充滿矛盾的："他既寫實又浪漫，既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又有濃郁的頹廢情操，既鄉土又現代，既能展望將來又往往沉湎於過去，對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絕望，對於社會既願承擔但也在承擔的過程中感到某種心靈上的無奈......"。魯迅又何嘗不是如此。因此，陳映真所受到的魯迅的影響，他和魯迅的精神共鳴， 是遠比我們這裡的描述更為複雜和微妙的。
李欧梵（1942年10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1942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太康，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而且我們已經討論的問題，也還未充分展開。例如同樣是同情被壓迫者，同樣是參加社會實踐"魯迅左翼"和"黨的左翼"的相同和差異、分歧，就有待作更具體更細緻的分析。何況還有許多未及論述的方面。例如，陳映真在《父親》、《洶湧的孤獨——敬悼姚一葦先生》等文章裡，提到他對魯迅和30年代左翼的瞭解和認識，父親和姚一葦、胡秋原先生都是重要的中間環節，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再如，許多研究者都提到陳映真創作中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的關係，而魯迅正是"象徵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的文學宣導者，他自己的創作也有這樣的特點，或許這也是討論陳映真與魯迅小說創作的關係的一個視角。而前文已經提到的陳映真自稱自己是"從文學出發的左傾"，是"比較柔軟，比較豐潤"的左派，也頗耐人尋味，是可以進一步展開的。
1991年陈映真（左）与时任台湾左派政党劳动党副主席的林书扬走在“五一”游行队伍的前列。林书扬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坐牢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犯，系狱时间长达34年又7个月，2012年亦病逝于北京。
陈映真与鲁迅，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我们的讨论仅是一个开始。
2009年8月26日-9月1日
end
《未名诗歌分级读本（小学卷）》
《未名诗歌分级读本（小学卷）》
钱理群 洪子诚 主编
2019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