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在南京开幕。这是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都”后的首场国际性文学活动，将持续至本月15日。
11月10日，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在南京开幕。本届作家周主题论坛以“文学：稳定与变化”为题。本文图均为江苏作协供图
本届作家周主题论坛以“文学：稳定与变化”为题。这一主题的灵感来自于阿拉伯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稳定与变化》。他坚定地站在“稳定”对立面，赞赏文学对阿拉伯世界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变。
论坛由《钟山》主编贾梦玮担任主持。他表示：“作为文学期刊的主编，我也会思考 ‘变’与 ‘不变’的问题。 ‘不变’，应该是文学精神、人文立场不变，我们不能丧失文学的操守，要坚信语言文字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表现力。但人的遭遇发生了变化，世道人心发生了变化，旧痛、新伤，需要有新的表现表达，文学也得变。”
阿多尼斯
和主流思想潮流做最强硬的对话
2015年，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参加了一个“三亚财经国际论坛”附属的“文化艺术论坛”，并因此结识了不少商人。商人们得知张大春的身份后，提了一个问题：“传统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为什么把商人的地位打得那么低，放在四民之末？”
在张大春看来，这背后根本的问题是常和变的问题，也就是稳定和变化的问题。“将商人的地位和对于利润的追求排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以及较次要的人生追求，并不是轻商、反商，而是士大夫为了追求 ‘道’所必须坚信的理念。”
张大春
“道理很简单：儒家所要巩固的社会必须是一层一层、犹如涟漪一般由自身透过家庭、家族、宗社而国家、而天下，不断向外扩张的秩序结构，所以儒家思维的基础是三纲五常，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是亘古如新、不可替变的。”张大春说，“然而商人的追求则全然不同，商人所面对和操作的产业随时都在变动，原料、成本、需求、价格、利润以及风险，所有我们能够想像的贸易活动的各个环节，都不是巩固如旧、保守可期的。”
那么文学呢？张大春提及，文学史上的常与变，顾炎武曾经用一个“势”字概括了一部文学史从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的流行兴衰。王国维也以为这种文体上缓慢的递变、追求即使连“豪杰之士亦不能自树立耳”。
“换言之，当你不在文体或文类的核心，你不得不跟着大家一起做一样的事。这个文体就不会被丰富起来，不会被稳定起来，甚至于它的美学，它的技术，它的种种典范都无从建立。而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只是跟随着文体内部的规则，而不从事变化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就不会有李白，不会有苏轼，甚至不会有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从赋到诗，从诗到词，从词到曲，这一整个的发展。”张大春还相信，历来只要是有突破性的文学家，都在和主流的思想潮流做最强硬的对话。
用改变，坚守了一个作家的尊严
作家毕飞宇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与变化其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毕飞宇
“去年王彬彬发了一篇文章，大篇幅谈及好作家的标准。其中有一段说好作家的标准之一是恒定的价值观。我是非常赞成这一点的。”毕飞宇说，所谓恒定的价值观，就是作家写什么，“表面上作家写什么是天马行空的，但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就写了一个内容——他对生活的态度。态度极为重要。对一个作家来说，态度就是价值观。”
他以莫言、余华、高晓声等人为例。“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其巨大的本能和才华告诉读者，在警惕与怀疑之上，人和人更应该相爱。这就是莫言的价值观。所以《红高粱家族》首先不是小说，而是莫言的态度，这个态度呼应了一个时代。我个人甚至倾向于以莫言《红高粱家族》作为当代文学史的真正开端。”
第二个例子是余华的《活着》。“我们需要的是生活，不是活着。这就是余华的态度，也是余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稳定性。”毕飞宇提及，他也高度认可坚守的价值，并把坚守当做写作的第一要义。
已故作家高晓声在毕飞宇眼中更是一位与“坚守”密不可分的作家。“应该说高晓声早期的写作绕了很大的圈子，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能找到他自己，是现实的启示和内心的良知让他选择了改变，他没有盲目地坚守，他做出了感人至深的修正。”
“如果高晓声现在还活着，我要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对早期的写作后悔过吗？第二个，如果你后悔过，在你后来的写作生涯里你如何面对自己？第三个，在你修正自己时，你是悲伤还是快乐的？第四个，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你想说些什么？第五，你作为前辈，对我这个晚辈最想关照什么？”最后，毕飞宇说：“高晓声先生，你用你的改变，坚守了一个作家的尊严。”
对“求新求变”也要保持警惕
作家阿来提及，改革开放后，文化之门重开。那个时代，基于人们经历过的文化经历，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那些解构性的嘲弄与反否，以及文化多元论，似乎更容易被国人接受。“反思性的解构性的文化倾向成为一时之风潮。为我们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世界中，祛除假大空的虚伪高调起到了积极作用。”
阿来
“但今天，当我们想再往前行，就会发现，这也使得我们来到了一个价值观的空茫地带。我们发现文学失去了说是的能力，即建构的能力，从文本审美到社会认知再到历史判断莫不如此。而自有文学史以来，中国的文学，从来都是在认知力和审美力的铸造上拥有这种能力。”
阿来提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说什么是不是，并因此得到人们评价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所说的“偏激的深刻”。而在其他领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科技，人们在否定什么的同时，也在努力进行建构的工作。而同一时期的文学，似乎只完成了一方面的任务，而在建构方面少有建树。
“其实，再多元的文化，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主流，这个主流至少有助于健康人格与雅正审美的养成。这也是文学最稳定，最持续的一个功能。”阿来感慨，今天的很多文学恐怕已经放弃了这个恒常，这种“病相”的出现常常是以“求新”和“求变”作为堂皇的借口。
“只要是说新说变，都会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正确。所以，消费主义的文学借助了互联网这样的新型媒介出现的时候，就成为不容质疑的现象。网络，是多新多有活力的东西啊。可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新，只是介质之新。正是在这种新介质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以降就繁盛过的，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无情扬弃过的一些陈腐的文学类型又重新泛滥。不仅是互联网，这些东西也在纸媒和电视媒体上重新泛滥。表面上很新，内里却是旧的，散发着萎糜颓败的气息。”
在阿来看来，当下中国文学不用担心过于稳定的不变，不必担心这个不变会带来什么文化危机。“当下的现实是，我们确实不太敢坚持文学中恒常不变的价值，而对那些貌似很新，其实是沉渣泛起的东西保持警惕，并发表不同的意见。”
用我们炽热想象力聚集成烈焰照进未来
法国作家多米尼克·西戈（Dominique sigaud）认为，语言是作家的立脚之处。26个字母是稳定不变，可由于作家的创造，语言变化无穷。
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Simon van Booy）则说：“不言而喻的是，多样性对于维护文学的健康至关重要，不仅仅是文化的多样性，写作形式的多样性也必不可少。一位作家无法讲完所有的故事。每首诗，每篇短篇小说，每本小说都不过是盈盈微光，只有我们团结起来生出熊熊火焰才能点亮前进的道路，用我们炽热想象力聚集成烈焰照进未来。”
西蒙·范·布伊
作家李修文说，他们这一代写作者中大部分人因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以为无论是方法还是精神，先锋文学都极大地改造了许多后来者的质地。它强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性。”
李修文
这些年，李修文感觉在作家叙事中，有着某种先锋精神的气息正在减少。他思考的是，我们的写作，为何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我深深怀念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以及受到影响之后各个饱满充沛的文本。他们横空出世，不分青红皂白，与读者建立了最珍贵的美学信任。而且他们不庸俗。在今天，当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庸俗作战时，我们应当有勇气告诉自己，我们的忤逆之心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