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
历史学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问。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应该说，正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
“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则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一
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
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新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与缺失，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问题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
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更是依赖于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案、方志舆图、墓志碑铭、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材料出“新”，有赖于眼光的“新”。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绝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够揭示；内阁大库档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差距与更迭；如果没有傅斯年、陈寅恪和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没有他们心目中新的史学追求与问题关怀，殷墟发掘也不可能具备“近代”之意义。
敦煌文书
新材料可以带动新议题，但有些领域不够幸运，没有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这就更加有赖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严耕望先生曾经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黄永年先生在谈及治学经验时也说，他从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现，而是继承了陈寅恪、顾颉刚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通过对于“旧”史料的再思考、新链接，能够使其凸显出以往不曾发现的新意。梁庚尧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说：“本文所引据的资料，虽然多半出于前辈学者所已使用的范围，但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组织与运用，以及进一步的比较与阐释。”同样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组织方式不同，呈现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任何专题，都寓含在历史的整体脉络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网络电子资源的丰富，使得今天的资料搜讨手段远远胜于以往，同时也对研究者的解读、分析、综括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材料，不能满足于检索搜讨，也要注重平时的阅读。老一辈学者经常提醒我们，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只抱着题目找材料，很容易漏过真正重要的题目。我们在起步阶段要想打下比较坚实的材料基础，至少需要一两部有影响力、有分量的史籍用来“垫底”，通过下功夫精读，储备基本知识，增强解读能力，压住自己的阵脚；进而“辐射”开来，逐步扩大材料面。
进入专题之后，要争取“竭泽而渔”，要善于选择最能切近主题的具体材料，这就如同入山采矿，第一反应是要了解资源何在，然后要能深入群山。特别是要充分调度角度不同、类型不同而彼此有所发明的材料，形成恰当的“材料组合”。能把哪些材料揽入视野，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直接决定着问题的阐发程度。
对于材料，不仅能收集梳理，还要会比对辨析。“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理解，不可能纯粹客观；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辗转艰难而无止境的过程。材料的比对，或许正是这一过程的出发点。通过材料组合与比较，找出其异同，确定值得阐发的“问题点”进行辨析；辨析中可能牵涉到“事实”，也会关联到“书写”。例如，在现存史料中，有关宋代尚书内省的记载，简略混沌，仅就该机构政和三年(1113年)改制一事的性质，《宋会要辑稿·后妃》、《宋大诏令集·妃嫔》、《九朝编年备要》、《宋史》徽宗本纪及职官志等的说法即颇多差互。通过辨析，或印证，或质疑，都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具体而广阔的研究空间。
研究中使用的关键材料，要真正读通，要善于“挤压”、“榨取”，充分提取其中的信息。读通，一要依靠相关的知识背景，二要勤于查询。有位博士生，在讨论隋代的禁卫武官时，引述《隋书》卷四三《观德王杨雄传》“迁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的说法，认为“杨雄为右卫大将军，可参与朝政，可见禁卫武官不仅带兵也有决策权”。其实这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说，是“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之滥觞。基本理解出了问题，导致结论失当，也使得本来可以用来讨论制度变迁的宝贵史料从我们的指缝间轻易流失。
二
大陆历史学界，有许多传统的优势，也承负着迫切寻求学科生长点的压力。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到学科的“生长点”，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敏锐地观察到学术前行过程中核心的“问题点”。
“问题(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一种先导意义。新史学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下产生的，理论的指导意义不容低估，而理论往往产生于回应“问题”的过程之中。正如于沛在《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一文中所说的，“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2006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曾经召开题为“史料与方法——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的学术研讨会，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有参加者指出，“史料”与“方法”在实践中并非对立，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关键是新的问题意识。有了新的问题，原有的史料会变成新史料，相应也会产生新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新的史料，继而形成新的体系。也就是说，引导出新方法的，往往是新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学者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甚至毕生的学术事业，往往都是由广阔的“问题群组”引导的。
有种现象或许值得一提：我们时常感觉到，当试图说明“问题”这一概念时，难免遇到解释中的纷扰：是指“疑难”、“困惑”、“麻烦”、“错误”，还是指“题目”、“议题”或“关键”？这种语汇匮乏的状况，和西方语境中对于“question”、“problem”、“trouble”、“mishap”与“topic”、“issue”、“point”等词汇的细致区分迥然有别。毋庸讳言，这正体现出在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对于这样一组相关范畴的认识并非充分。
近年来，不少研究著述、学位论文着意于“选题缘起”，会以“问题的提出”开篇，反映出注重问题导向的趋势。学术议题的背后，牵系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这种意识贯串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即是要通过思考提出问题，展开问题，回应问题。“问题”决定于眼光和视野，体现出切入角度和研究宗旨，寓含着学术创新点。
“问题”不仅是研究的导引，也有益于促进融通。对于“问题”的关怀，使得各个研究领域的切分界限不再清楚，有利于调动诸多学术门类的研究力，实现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就研究领域而言，笔者个人曾经接触过宋代政治、文官制度、区域性家族、妇女史等方面的一些论题，在感觉捉襟见肘的同时，也体悟到课题之间的关联。历史现实中本来没有那么多的畛域和屏障，人为将其拆开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而这种切割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近些年的学术实践使我们看到，以“问题”为中心组织研究，是跨越学科界限、促进交汇融通的有效方式。
如同史料需要“再发掘”一样，有不少学术议题，看来有成说、似常识，其实具有“再认识”的空间与价值。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无休止地认识与再认识。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者关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活动空间问题，而如何认识家庭“内/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容易断定与区分。高彦颐对于明清女性“空间与家”的研究，即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再讨论。
认识的“旧”与“新”，不在于提出的先后。要真正保持历史学的创造性活力，重要的是要保持从研究心态到方法理路的常新。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提问的方式，学习有层次地展开与回应。研究论著的内容是否具有新意，有时即取决于提问的角度与方式是否敏锐而个性化。提问要自“原点”出发，防范简单化标签化的主观预设；问题不是凝固的平面板块，要依其自身逻辑拆解分剥，以凸现其“立体”性；设问不能丛脞混杂地堆积铺排，要把握其内在关联，“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阶衍生式地合理组织。对于问题的回应，既要立论鲜明、自成一说，又要尽量保持其开放性。
三
回顾上一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路向，研究者常将以往代表性的学者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而仔细看去，史料派并非不具备史观，史观派也离不开对于史料的诠解。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引起过许多诠释与争议。桑兵教授近期的研究，“用傅斯年的办法来研究傅斯年的想法”，对此有十分深入的讨论。在傅斯年这辈学者眼中，史料学显然并不简单等同于史料。如邓广铭先生指出的，“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象”。事实上，在对待与处理史料方面具备特有主张与方式，并形成为学说派别，方可称之为“学”。
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都需要由微见著的考订论证作为其逻辑支撑。日本学者一些框架性很强的研究概念，例如“唐宋变革论”、“豪族共同体论”、“基体展开论”、“朝贡体系论”、“地域社会论”等等，也都是从问题的讨论中、实证的基础上提炼生发出来的。
历史学的议题，有的重在甄别史实、叙述事件，有的重在阐释、解构与建构，但无论哪种情形，都离不开材料，离不开实证。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及特点所决定的。杨讷先生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中说：历史学是一门重实证的学科。“一言止杀”故事，可以分解为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是丘处机进言止杀，二是成吉思汗听其言而止杀。若主张“一言止杀”实有其事，则理应对上述方面均予举证。在一些面向大众的博物馆中，会把对于“历史”的追索比做寻踪破案，这也体现出“举证”的重要。学人研究中可能依靠不同的材料；有时从同样的材料中，也会读出不同的内容、看到不同的问题，而“举证”则构成对话交流的平台。
杨讷
历史学的探索，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出色的研究，往往从好的问题开始；而“好”问题是和学术前沿连带在一起的。“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自己的学术起点。设问是在学术史的语境底下提出，需要从学术史的回顾开始。学术规范形式上是一系列技术标准与规则，实质上体现着学术意识与境界，是使学术受到尊重、取得进展的根本保证。
学位论文的“问题”，要具体真切、指向性强，而非悬游浮泛。议题展开是否顺畅，关键在于“问题”的组合方式，这决定着材料的调度格局，也决定着脉络的清晰程度。如何合理组织大小问题并引导自己的研究过程，考验着我们的综合能力。对于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学人，“合理”的方式自然各异，但总体上说，需要大逻辑套拢小逻辑，延展中尽量层次化、绵密化。要注意前与后、彼与此之间的衔接与区别、延续及断裂；特别是，不仅要注意演进的端点，还要注意连接两端的路径与桥梁，探究过渡的层面、链条中的环节，这有助于形成新颖切实而富于洞察力与启发性的认识。
论文写作中，“材料”与“议题”彼此不能“错位”。曾经有位同学撰写《元代两浙妇女生活初探》，副标题是“以《郑氏规范》为中心”。我们知道，“妇女生活”是指一种社会“实态”，而《郑氏规范》体现的主要是“规范”及其渗透的“理念”，如果仅用《郑氏规范》这一材料来讨论妇女生活这一议题，二者容易发生错位。
四
随着一波波“新史学”浪潮的出现，历史学的“史”与“论”、材料与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话题，而前行道路上的探索与周折，也通常是由此而起。
理论与方法，对于历史学来说，是启示而非模式。吴承明先生赞成“史无定法”之说，并且解释道，“史无定法”有一个中心点是实证。“我同时把一切理论都看成是方法”。他认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这一提法，把所有理论都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具体工具，无疑具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在历史学的脉络中看，适用的“方法”，正是植根于特定的材料与问题之中。
吴承明
史料的开拓与问题意识的形成，是学术事业的基点，是健康学风的要求，离不开学术敏感，离不开自觉建设。从这一意义上说，材料与议题， 是对于学业切实的引导，也是对学人永远的挑战。
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