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虎
12月29日，重庆跳楼自杀事件受害者之一的父亲霍兵到现场祭奠女儿，他不仅给另外一名受害人小欣献了花，还给加害者李某准备了花束。霍兵表示，对失去女儿感到悲痛，但对李某选择原谅。这番表达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有人表示被这位父亲的善良和悲悯打动，但也有部分人表示无法理解，甚至有人刻薄地评判为“圣母”式表态。
悲剧的起因是，武汉男子李某12月24日从沙坪坝30层公寓跳下，坠落地面时砸到两名少女，三人不治身亡。这次自杀事件因为附带伤害特别严重，舆论痛骂李某自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毁掉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两个花季少女，她们各有梦想，却被无关人的自杀尽毁前程、无辜丧命。
受害女生小雨抖音上发的证件照。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舆论对李某的愤恨情有可原，人们为两位少女被无情剥夺生命而深感痛心，也是人之常情。它再次提醒一个事实，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也许同样紧密，共生共存的时候有着残酷的一面。
正因为舆论一边倒地诅咒李某，痛斥成为主导意见，当霍兵发出宽恕的声音时，他就成了极少数。两下比较，宽恕之词显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是在众声喧哗中发出来的异见，很让人诧异，正因为如此，宽恕之道才值得讨论。
我们不清楚霍兵宽恕的依据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在美国的一些校园枪杀案中，曾有受害人父母宽恕凶手的言论，这些宽恕基本源于信仰使然，强调生命的同一，用某种信念之爱填补凶手与受害者的不同，以及在生命无助时产生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差别。
对于何以宽恕，霍兵的解释非常现实，他的大概意思是：女儿不能复生，悲痛无法改变什么，未来道路很长。给人的感觉是，宽恕李某这个夺走女儿生命的人，是为了求取内心的宁静，从愤恨中解脱出来，不为所困。霍兵的宽恕体现的是：生者的力量，有可能超越死者的羁绊和死亡的阴影。
在评判霍兵的宽恕时，一个必须谨记的前提是，这是他的私人行为，可能另外的遗属也有愤恨，霍兵的表态不意味着能“道德绑架”其他人的选择——而对于公众来说，可以不认同他的宽恕，但理应给予尊重。霍兵不参与舆论的仇恨大合唱，理应得到更有人性含量的理解，而不是委婉地责备。
还需要区别的关键是，宽恕李某不代表认同他的做法。许多对霍兵宽恕抱着纳闷心态的，以为宽恕等于认同、等于“放过凶手”，这就是天大的误会了。而人们当然也希望坠楼者的家属有更多负责任的表态，好无愧父亲霍兵呈现出的悲悯。但对方怎么想怎么做，和霍兵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毕竟是两回事。
12月29日下午，小雨的朋友前往事发现场献花悼念。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霍兵的宽恕之道不被部分人理解，有着沉重的现实背景。在许多极端个案中，孤狼式的杀手造成惨烈的后果，对无辜人、弱者带去极大杀伤力。公众群起讨伐，愤怒与绝望激荡，如此反复早就令人丧失耐心，也腐蚀了大家的仁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霍兵宽恕李某，就显得相当扎眼。甚至于，如何对待他的宽恕成了一个考题，需要一个合适的看法，一个合适的立场，一个合适的答案。
霍兵宽恕害死女儿的李某，是私人表达，但具有典型的意义。他的表态牵扯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诸如此类的极端案例中，推开来看，除了用愤恨消耗朴素正义感，无论是一般的公共系统，还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的个人，是不是也该有更多“复仇”之外的思考？让霍兵的宽恕之道不那么孤单。宽恕不会削弱什么，反而能够让我们超脱愤怒，看到更多。
宽恕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看到愤恨是有尽头有边界的。在不同成因的极端个案中，愤怒指向像李某这样失败的个人，而在其他个案中或许指向更复杂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涉及大众的处境，改善它，就会改善社会。很多时候，单纯的愤怒无助于引导反思，在一次次的极端个案中徒劳地耗费怒火，如此循环往复，除了愤怒与失望，没什么增量。甚至于，怒火将我们冶炼成和那些走上极端的人相似的性格，这是非常糟糕的事。
总之，霍兵对李某的宽恕，非常难得和少见，不应该收到刻薄的评价。同时，对于极端个案的宽恕，若清醒之人想看到宽恕之道长久，开出乐观的理想之花，仍需更多人、更多机制与系统的支持，以坚韧不拔的立场，不为惯常的愤怒所吞没。宽恕之道蕴含着解放之道，怒火之外，理应看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