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逢春
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从事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等研究。是“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论说”构建者；系国内最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多项；主持并承担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与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数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等。
摘要：明朝水军于16世纪20年代开始打捞与大量仿制从海上传来的佛郎机铳。17世纪初期开始的明金（清）之战中，明军一度取得火器优势。1631年后金仿造红衣大炮成功，加之投附明将携带的巨量火器，使皇太极得以组建一支强大的炮兵劲旅，完全掌握了明清战争主动权。定鼎中原后，康熙帝利用西洋火器北抗沙俄、西征准噶尔部、平定西藏、统一台湾；雍正帝则倚仗其底定青海、改土归流；乾隆帝则用之再平大小金川、讨平西域，中国疆域由此底定。但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后，技术上始终没有进步，且受到专制统治的严格控制，由此导致中国与西方在军事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关键词：中国疆域 西洋火器 海上文明板块
引言
笔者在建构中国疆域形成的时空坐标时，曾提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并由“五大文明板块”经过长期撞击与融合而成的论说。其中的“海上文明板块”范围，从长时段的东亚历史来看，由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爪哇海、苏禄海等海域构成。有关该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作用，笔者曾从宏观的角度予以探讨，但对于西洋火器从海上传入、使用及其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尚未见有深入讨论。本文试就此作一番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一、西洋火器从海上传来与明清鼎革
火器在中国的出现虽始于南宋，但直到明代，其技术水平仍相当有限。明朝的铁炮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西洋佛郎机炮相比，既无准星、照门等瞄准装置，又没有母铳衔扣子铳，更不具备可以轮番使用的构造，而且炮管短，射程近，火药没有威力，难以用来实战。
明正德八年（1513）以降，葡萄牙人屡屡进入广东近海水域，数量极少的葡人曾在东莞县屯门海面“数发铳击败官军”，明廷才发现西洋火炮的威力。嘉靖二年（1523），明朝水军开始仿制佛郎机铳，“管用铜铸，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余斤”，“发各边试用”。同时，还仿造成功了射速快、射程远、附有瞄准装置、不易炸膛的西洋火绳枪。“此器中国原无，传之倭寇始得之。”嘉靖二十七年（1548），都御史朱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获番酋善铳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犹为精绝”。嗣后，佛郎机铳逐渐变成明军的制式火器，并大量仿制从奥斯曼帝国传来的鲁密铳，装备军队使用。其中，驻守辽东、辽西各城的明军共配置各式佛郎机铳1443门。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有“红夷船”遭飓风沉于阳江县海口，两广总督陈邦瞻命人打捞，“获取大铳三十六门”。此处的“红夷船”，一般认为是荷兰船，也有学者认为是英国的“独角兽”号船，打捞上来的“红夷大铳”则为英国大铳。该炮炮管一般长2-3米，口径多在100毫米以上，自重千斤以上，有的甚至重达数吨，并配置了炮规、铳尺与矩度仪等。在设计上，该炮既能自行调整炮身角度，又具有消解发射后坐力之效能，并配有准星和炮门，从而使得大炮射程远，命中率高，威力强大。鉴于此，徐光启于同年派人到澳门买回4门红夷大炮；天启三年（1623）四月，明廷再从澳门购回22门红夷大炮。此后，明廷继续从澳门购炮，前后共获红夷大炮80门。这些火炮有相当部分马上被运到对后金作战的前线，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率军攻明，所向披靡，但至宁远，“城上放西洋炮，颇伤士卒，乃罢攻”。关于明末从海上传来中国的西洋火炮类型，有人认为主要有佛郎机、红夷、吕宋三种，尤以“佛郎机铳及红夷炮为最多”；也有学者认为，“欧洲火器传入中国，先是佛郎机铳，后是红夷（衣）大炮，继则吕宋大铜铳，最后是西洋大炮”。其中，佛郎机铳是指由葡萄牙人输入中国的大炮；红夷大炮是指荷兰炮与英国炮；吕宋大铜铳又称“西洋大铳”，是指从西班牙人处输入中国的大炮；西洋大炮是指澳门“王室铸炮厂”将吕宋大炮与红夷大炮优点结合而生产的一种新炮。
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南部海域后，明廷便开始仿造，并聘任数量众多的葡萄牙籍炮师和翻译来京教习造炮、练兵之术。如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奉旨委托葡澳政府协助招募葡籍军人及随从各150人北上，帮助明军造炮和训练炮手。翌年6月，徐光启又聘请53名葡籍炮师和工匠，护送一批西洋大炮自广州到达登莱。经过训练，登莱炮营成为明朝第一支接受近代化训练、采用西式武器的队伍。萨尔浒之战后，辽东经略熊廷弼曾打造过一批灭虏大炮和火器，“重二百斤以上者，以数百位计；百斤、七八十斤，以数百位计；百子炮，以千计；三眼铳、鸟铳，以七千余计”。他还从京师解来7门西班牙制的“吕宋大铜炮”，其中最大者重达3000余斤。
与此同时，因努尔哈赤、皇太极屡屡惨败于明军西洋火器之下，逼得后金-清朝也开始仿制红衣大炮，并以此组建乌真超哈（即炮兵），以黑色为旗帜。仿制红衣大炮首先需要具有较高的冶炼技术储备。其次，需要召集工匠、备料，尔后做模、铸炮、制弹，关键的是还需要操炮人才。很明显，后金-清朝已具备了不亚于明朝的技术、装备及经济实力。另外，在后金仿制红衣大炮成功（1631年）后不久，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带着20多门西洋大炮、300多门中型火炮，以及全套铸弹制药技术、仪具及炮手归附后金；另一明将尚可喜也带着优质火器加入后金阵营，加之此前清军从明军那里缴获的数量不菲的火器，明清军队之间的火器装备逐渐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深谙西洋火器对明清鼎革之意义的皇太极非常重视孔、耿二人的投附，故当二人到沈阳拜谒时，他亲率王公大臣出城十里迎候，并封孔、耿及尚可喜三人为王。在此基础上，皇太极于崇德二年（1637）成立汉军二旗，四年扩大为四旗，七年再扩为八旗。至此，清廷拥有一支2.45万人的独立炮兵部队。这些炮军与善于冲锋陷阵的满蒙八旗铁骑与汉军八旗步兵结合，形成了一支炮、骑、步协同作战，无坚不摧的劲旅。于是，清军攻城略地时，每每以巨炮轰击城垣，再以铁骑冲锋，形成新的阵法与进攻序列，迅速获得了对明战争的军事主动权。明军原恃火器为长技，而今清军各式枪炮的数量与质量，特别是操炮技术与阵法已超过明军，而在步骑作战方面，明军更远远不是清军的对手。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政治上，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具有必胜的战斗意志，其国家机器具有比较清廉向上的体制，而明朝则党争不已，官员腐败透顶，最高统治者猜忌无能。在外交上，清廷与蒙古实施政治联姻、结成军事同盟；同时，臣服朝鲜，营造了于己极为有利的对明朝进攻态势。在经济上，由于农民连年起义，加之灾害频仍，明朝境内已是残破不堪；反观清朝境内，则生机盎然，一派兴旺景象。凡此种种，标示着明清易代已成不可遏制之势。
二、西洋火器在清朝北抗沙俄和西平噶尔丹之乱中的作用
清初，沙俄势力不断扩大，开始侵扰中国东北边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决定派朗谈征讨侵占中国雅克萨的沙俄军队。为此，朗谈特意上疏:“今臣等愚意欲取雅克萨城，非红衣砲不可破。”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雅克萨之战爆发。清军先是“潜进红衣炮攻城之北”，用神威无敌大将军等大型火炮猛轰雅克萨城垣，继而兵分水陆三路向沙俄军队发动进攻，激战三日，收复了该城。
其实，从康熙初年起，清政府已陆续仿制了不少西洋火炮，并将部分火炮运往东北边地。雅克萨之战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东北边地驻军的火炮力量。史载:“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皆有炮。曰神威无敌大将军，齐齐哈尔、黑龙江各四位；曰神威将军，齐齐哈尔、黑龙江各十二位，墨尔根八位；曰龙炮，齐齐哈尔六位；曰威远炮，齐齐哈尔、黑龙江各一位；曰子母炮，齐齐哈尔二十位，墨尔根、黑龙江各十位。”这里提到的四种类型火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系大型攻城重炮，分铜制、铁制与木制，内重分别为2274斤、1613斤、870斤；神威将军炮系轻型长管攻城炮，重390斤；龙炮系轻型火炮，分金、锻金与铸铜，炮身分别重250-300斤、180斤；子母炮系小轻型铁制火炮，具体又分重95觔、85觔二种。清军强大的火炮配置，对沙俄军队形成震慑，使之不敢再轻易犯边。
从17世纪40年代起，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崛起。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成为准部首领，他“有大志，好立奇功”，积极扩张领地，“攻破回子千余城”，逐渐控制了东起鄂毕河，西迄巴尔喀什湖，北起鄂木河、额尔齐斯河至阿尔泰山一线，南逾昆仑山的广大区域。在外部交往上，噶尔丹勾结沙俄以抗衡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率三万铁骑，分路攻击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以解救被土谢图汗围困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的沙俄御前大臣戈洛文，形成了“依靠俄国人的援助同土谢图汗和清帝作斗争”的态势。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携带着沙俄支援的大量鸟枪再次杀向漠北，大败清廷尚书阿喇尼所率清军。康熙帝任命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清军主力开赴漠南，自己率禁军尾随福全之后。当时，“满洲炮兵每旗装备马驮子母炮5门，汉军炮兵每旗装备马驮子母炮9门、龙炮1门，左右两翼各配冲天炮1门，并命大同、宣府炮队各携神威将军炮48门，分赴西路和中路协同作战”。双方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展开决战。噶尔丹所部“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清军“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阔二十里，首尾联络，屹立如山”。最初，清军凭借弓箭和火铳数次冲锋，均未成功，遂转而运用炮兵集群，隔河发射。在强大炮火的连续轰击下，准噶尔铁骑土崩瓦解，噶尔丹带着少量随从连夜逃走，仅以身免。
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又攻入喀尔喀蒙古境内。翌年春，康熙帝再次御驾亲征，发兵10余万，分东、南、西三路合击准军。其中，费扬古所率的西路军5万多人经过历时77天的长途跋涉，减员严重，迂回抵达昭莫多时，仅剩1.4万人，而与之遭遇的噶尔丹军主力有近万人。清军抢占昭莫多制高点，居高临下，用大炮、子母炮轰击正爬到半山腰的准噶尔军，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准噶尔军队则以岩石为蔽，用鸟枪、弓箭等进行殊死反击。双方击伤相当，胜负未决，一时形成僵持之势。见此情形，费扬古改变策略，分兵偷袭准噶尔军阵后辎重及妇幼，又利用火炮的远距离轰击优势，“以三炮坠其营”，终于打破僵局，大败准噶尔军。噶尔丹率数十骑从昭莫多遁逃，不久败亡。清军之所以能够以疲惫之师战胜准噶尔部铁骑，主要是因为除了装备一般常用的弓箭、刀剑之外，又配备了对骑兵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火铳，特别是火炮。当时，费扬古的西路军配备汉军火器营，有冲天炮3门、神威炮10门、景山造子母炮24门、江南造子母炮55门、新制造炮8门，而准噶尔军仅有弓箭手千余，鸟枪约千支。
乌兰布通会战与昭莫多之战表明，火器已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连从来以长弓弯刀纵横天下的蒙古准噶尔部军队都已配备火枪，并使清军难以轻易近前。而清军之所以能够胜利，便是依靠了红衣大炮的威力。
三、西洋火器在清廷廓清东南海疆中的作用
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战舰120艘，官兵2.5万人，从金门放洋，渡过台湾海峡，向侵占中国台湾的荷兰殖民军发动进攻。郑军“十分熟悉兵法，并且拥有大批重炮”，其火器装备远超荷军，最终迫使侵台荷军缴械投降，郑氏由是以台湾为据点，与清朝抗衡。
康熙十三年（1674），清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参与“三藩之乱”，并以割送彰、泉二府为条件，换取台湾郑氏政权的支援。康熙十八年（1679），郑氏将领刘国轩率军进攻福建沿海，大败清军，乘胜下彰平、长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诸邑。清军经过一番调整，对郑军发起反击，利用火炮优势，“大兵夹攻”，“炮沉其舟”。郑军不得不放弃金、厦二岛，退回台湾。
对于用西洋式大炮平靖东南海疆之事，康熙帝始终很重视，曾发出上谕:“攻击海贼营垒宜用火炮，内造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可以湖广所有西洋炮二十具委官递送福建军前，用资剿御。”因此，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随即开始统一台湾，依然注重发挥西式火炮优势。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以水师2万人、战舰300艘进攻澎湖。时郑军防守澎湖甚严，尽据港口，舟不得泊。清军以火炮掩护水师登岸，大获全胜。“酣鏖竟日，声震数百里，焚其百余艘，杀其兵万有二千。”清军乘胜登陆台湾本岛，很快就统一了台湾。
康熙六十年（1721）五月，朱一贵起兵反清，攻陷台湾府，“掠仓库，复开红毛楼，大获郑氏旧贮炮械、硝磺、铅铁”。六月，清廷平乱，守备林亮、千总董方“以六舟冒死直进，遥望炮台火药累积，专以炮注攻，中之，轰发如雷，贼死无算”。朱一贵部进行反击，南澳总兵蓝“廷珍亲督战于二鲲身，而林亮等别以小舟载炮，附岸夹攻，斩溺无算”。七月，清军发起总攻，“火炮震天，金鼓动地”，朱一贵兵败被俘。
乾隆三十六年（1771），安南国西山邑人阮惠起事，侵入清廷南海海域掳掠。清将李长庚奉命抗击。“率兵三千，尾安南船，旗鼓突出，枪炮骤发，贼惊溃，覆船数百，俘斩数千人，生擒其官伦贵利等以献。”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府彰化县人林爽文举起反抗朝廷的旗帜。同年六月，林爽文亲率重兵攻击位于台湾南北之中的诸罗，清将柴大纪率众坚守。“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牵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守军依靠西洋火器，得以“以守城兵四千抗贼数万”。乾隆五十四年（1789），清将丁朝雄率兵征讨，“督舟师出海，遇诸大麦洋，俟其近，发大炮，毙数酋，明灼穷蹙，跃入海，官军钩致，俘以归”。同年，清将岱森保“以护军参领从征台湾”，“击贼中洲，发巨炮杀贼，进击贼南潭，贼溃，焚贼藔数百”。
四、西洋火器在清廷改土归流及平定西部叛乱中的作用
雍正四年（1726），经过多年的财力与物力积累，特别是拥有配备了大量火器的军队，促使雍正帝决心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并令鄂尔泰主持。
改土归流首先从川边的乌蒙、镇雄两土府开始。乌蒙土府首领禄万福和镇雄土府首领陇庆侯等起兵反抗，西南各地土司纷纷响应，一时大局岌岌。清廷见形势危急，急忙派遣各路人马前往平叛。清将哈元生率数千人赶赴乌蒙土府，行至得胜坡，遭遇土府兵2万人。敌强我弱，哈元生趁夜设伏兵于阵地两翼的山后，自己携大炮正面对阵。“黎明，贼数路来犯，不动。将偪阵，炮起，大呼奋击，山后伏兵左右夹攻，贼大溃，尽破其八十余营，获甲械辎重山积。”后人总结哈元生以少胜多的原因，认为“官军火器锐利，倮兵当之辄溃，元生以是胜”。
雍正六年（1728）八月，清将张广泗奉云贵总督鄂尔泰之命征讨位于今广西宁明县东南的思陵州八达寨。他有鉴于此前“广西游击常显虎以兵三千剿抚两月，屡衂无功”的教训，改变战术，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取得成功。“扼其饷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炮所能及，渐渐进逼，贼窘急，斩土目颜光色兄弟以献尚闭寨不出，遂为官兵所毁。”
雍正十年（1732）秋，清将文英领兵外出，苗人见大营兵出，乘虚来犯。清军统帅方显见势不妙，“急率诸文员督夫匠执刀棒随留营兵分地严守，令每人燃香两枝，香灰厚分许即弹去其灰。苗望之如火绳状，疑畏不敢进”。可见，清军火器，尤其是巨炮、火绳枪在苗疆本土居民的心理上有着极大的威慑力。
值得指出的是，中原人士对西南地区的瘴气，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随着西洋火器进入西南，其在排解人们的“恐瘴症”上，也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清人魏源云:“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统兵演炮而过，至今瘴减大半。自有天地以来，即有西南夷，曷尝有四面云集之王师？曷尝有万雷轰烈之炮火？阳被阴伏，则为瘴疠。阴随阳解，则山泽之气不得不上升，升则不得不为缦空五色之祥。”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瘴气属阴，火器属阳，以火器对瘴气，阳盛阴衰，瘴气自然被火器克制住。只要有火器在手，中原人士再也不用惧怕瘴疠之害。
此外，西式火器在清廷平定青藏、回疆等地区的叛乱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末期，罗卜藏丹津反叛于青海。雍正元年（1723），清廷派年羹尧西征。“羹尧令兵斫贼垒，敌知兵少，不为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炮发，土番死者无算。锺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奔，师从之，大溃，仅率百人遁走。”乾隆年间，嘉勇贝子征讨卫、藏，地方势力屯军守一隘道之北，贝子佯败，引其追至隘南，于是“炮声大震，火炬尽爇”，“大军乘势合攻，遂夷贼屯，追奔五十里而后止”。嘉庆二十五年（1820），回疆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由浩罕纠布鲁特寇边，清将杨遇春“遣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炮声与风沙相并，乘势冲入贼阵，贼大奔”，由是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以次复”。
五、结语
综上所述，西洋火器从海上传来，其重要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明清鼎革。嗣后，清廷依仗强大的重炮兵团，配以满蒙八旗铁骑，先败百万南明及李自成军，再戡乱三藩，讨平台湾郑氏集团和准噶尔铁骑，打败手持火器的沙俄侵略军，辅之以改土归流、涤荡边疆割据势力，中国疆域得以最终底定。
从后金末期到康熙中期的70年间，因频繁战事的需要，清廷铸造了大量的西洋式火器。不过，“从火器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此期间的造炮技术并无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也就是说，清军对内、对外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凭借火器数量上的优势，而非技术革新上的胜出。有学者曾对比清康熙年间刊印的《武备志略》与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兵录》的火药配方与制法，认为二者完全相同，清初并无改进，仍然多受欧洲火药从海上初传时诸元素的影响。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形，是因为明清最高统治集团从海上输入及仿制西洋火器，并非想学习西洋军事技术或文物制度，仅仅是为了寻找一种制胜的军事利器而已。
就明廷而言，其屡屡从澳门购买与大量仿制红衣大炮，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努尔哈赤。就后金-清朝来说，皇太极也是因自己与其父数次败绩于西洋火炮面前之后，才痛下决心仿制出超越明军水平的红衣大炮。
因明清统治者仅仅出于军事考量，以“用”为目的来输入与仿制西洋火器，并不希望整个社会研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加之该科技是科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鄙视或摒弃的雕虫小技，不屑于习得，从而使得当时中国全凭经验铸造与发射火炮，且数百年间陈陈相因，少有革新。实际上，西洋火炮是近代西方数、理、化及天文、力学、设计等科学发展的结晶。不屑于此道的明清中国，纵使有徐光启等个别士大夫成功地仿制西洋火炮，但因整个社会都没有掌握近代科学，故鲜有人能熟练操纵此炮。
从康熙后期起，清廷逐渐抛弃西洋式火炮技术，其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体制使然。实际上，清朝统治者的做法完全是承袭明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过程中非常重视火器的作用，鼓励下辖各地竞相铸造以消灭政敌。但一俟获得政权，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在京师设立军器局，将以往下放给各地的火器制造权尽收于朝廷，严刑禁止各地自行铸造各类火器，也不允许个人与地方研制火器。嗣后，朱氏子孙谨遵祖训，致使古代中国火器再也没有任何创新。对于专制体制而言，在最高统治者视线以外且难以直接控制的带有威胁性的物质的与精神的东西，都是必须清除之物。不消说，火器的威力绝非冷兵器可以比拟，其技术一旦流落地方，特别是民间，自然是视民众为压迫与榨取对象的专制统治者难以安眠之头等大事。正因为如此，当原本由南宋研制、元朝广泛应用于军事的火器传到欧洲且经过创新后再逆向东传到中国海域时，明中后期军队的最先进武器仍仅仅装备着永乐初年的制式火铳。同样，清廷在荡平“三藩之乱”、廓清海疆和平定西部内地叛乱后，便马上规定所有大型与重型火炮均由皇帝钦命官员在京师监造与查验，且数量都有严格规定，其中质量较好的配发给皇室禁卫军与八旗满洲使用，质量较差的则发给八旗汉军，其他诸如绿林军及外省地方军队根本没有资格使用。各省只能制造火铳与微型火炮，且需督抚按照战时具体需要上报工部与兵部批准后方可实施。这种没有丝毫竞争的朝廷独家经营，直接导致了西洋式火器技术自晚明传来后便始终没有较大革新，近二百年间陈陈相因。另一方面，清廷对有研制火器能力者，无论是谁，均有意予以压制。如西洋火器制造天才戴梓，就被康熙帝捏造罪名流放到东北，甚至对前代有关火器或含有火器内容的兵书也予以查禁。
雍正时期，清廷业已放弃对火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的追求，反而求助于冷兵器，过度强调弓马传统。在此政策主导下，清军大都放弃鸟铳与大炮的习练而尚弓箭。各地有战事时，仅以康熙时期库存旧炮调拨使用。乾隆帝及继任者一样，均进一步限制火器的革新与制造。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令各省绿营兵习射，以五矢中三为一等”；嘉庆九年（1804），“令各统兵官习射以六力弓为度，习枪以迅速命中为度”；道光元年（1821），“令各军均习长矛步枪，不得专精马枪”。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廷的火器数量与质量竟不如200年前的清初，而与此同时，西洋式火器在欧洲国家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注】文章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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