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精品好课“出圈”,为什么说这档节目开拓出了一条文化类节目的新路?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1-03  来源:来自互联网  作者:来自互联网  浏览次数:435
导读

《一堂好课》是通过一些具有综艺属性的手段把好课“出圈”,丰富起了节目的形态,建立起了与青年人的对话连接点。 在本季节目中,《一堂好课》正在探索这样的努力:通过把好课堂做成符合年轻一代口味的视听节目,精准找到视…

《一堂好课》是通过一些具有综艺属性的手段把好课“出圈”,丰富起了节目的形态,建立起了与青年人的对话连接点。

当那些久仰大名的名师大家来到年轻人中间,带来一堂堂“既免费又有营养的公开课”,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CCTV3)和喜马拉雅FM联合把这样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2019年11月推出至今, 大型文化节目《一堂好课》宛如一杯精神热茶,滋养2019年的冬日,以独特的文化韵味滋养人心。

整季节目邀请 12位名师大家,从 思政、文博、时代影像、美育、文学等各个领域,为青年人们讲授启迪心灵的人生之课。 节目通过将浓缩的高价值思考传播给青年一代,力图达到 “点亮思想之光,嘉奖向学之心”的目的。

▍ 引路青年成长,激活“星光课堂”的内生价值

据相关调研机构的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Q3,国内网综产量达 117部,电综产量 61部,与往年相比依旧处于一个快速生长的“时节”。 当然,综艺市场也在自我优化内部结构, 文化类节目慢慢开始占据上风,向“文化流量”延展空间,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如果说近些年占比越来越大的文化节目完成了对荧屏的初级净化使命,那么,《一堂好课》则实现了对文化节目守正创新的精准把脉。它不仅在庞大的市场体量下破解了“内容出圈”的难题,更在“注意力经济”的环境下找到了促使用户持续吸睛停留的重要坐标系。通过拆解《一堂好课》的节目模式,不难发现, 它是用“高度沉浸的场景”引领青年一代激发正向力量。

从讲课地点上说起,《一堂好课》就与众不同。文化综艺鲜有出棚录制, 而《一堂好课》打破了这一传统,选择走进大学校园的户外露天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国际冬季运动训练中心的短道速滑馆等,与年轻人们坐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聆听,辅佐简约写实的舞美设计,打造最纯正的课堂讲授体验。

这种设计不仅会让在场的学子们沉浸于“星光课堂”中,更跨越不同的屏幕介质,给予年轻用户情境的共振和沉浸的情绪。

除了深度还原课堂场景,《一堂好课》还精心设计了很多具有仪式感的细节:每位上课老师会精心准备课件,正式上课之前有“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的对话,课中还穿插了讨论提问等互动环节,结束之时同样全体起立,老师和学生互道感谢。

即使聆听课程所处的场景不尽相同,却都可以被《一堂好课》所提供的“沉浸场景”吸引、驻足,间接提升了节目价值输出的直接到达率。

《一堂好课》的课堂并非是局限于私密空间,而是要把大家们的“毕生精华”投放到公共传播空间,这就更需要把握投放内容的质量。

通过已经播出的几期节目,笔者更愿意把《一堂好课》的内容概括为“有价值、有营养、有意义的精神产品”。

一方面是因为节目主讲人都是不同领域的带头人、佼佼者,同时在社会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权威性,如 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著名导演陈凯歌、著名作家王蒙等,他们本身就拥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各自精耕领域的卓越实践成果。

另一方面,《一堂好课》的落点在一个“好”字上。“好”的知识需要有这样的传播窗口, 将小课堂的碎片化内容和社会的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把精华的思想传播给年轻群体。

在走进浙江音乐学院时, 罗大佑告诉学习音乐的学子好音乐是需要让人感动的音乐; 在步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时, 单霁翔告诉大家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不是最终目的,最重要的是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和时代能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 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时, 陈凯歌展示了电影创作的高层次标准: 反映生活的时代……

这些熠熠生辉的“星光课堂”里,衍生出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内生价值,制作团队把这层价值概括为:将那些最深刻、最动人、最迫切的理念在一档节目集中呈现、聚合力量。

▍ 引路台网共振,找寻与年轻群体的精准连接

文化类节目是荧屏的一股清流,但更需要成为滋养受众的“静水深流”。因此, 《一堂好课》不仅需要找到节目创新的突破口,更需要探索到如何建立与当代年轻人的接口。 在本季节目中,《一堂好课》正在探索这样的努力:通过把好课堂做成符合年轻一代口味的视听节目,精准找到视频产品与精神滋养之间的平衡点。

如何建立这样的调性?笔者认为,《一堂好课》是通过一些具有综艺属性的手段把好课“出圈”,丰富起了节目的形态,建立起了与青年人的对话连接点。比如,通过一些具体的故事演绎,把生硬的道理、深邃的思想转化为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和聆听的小故事,而一些故事更是讲述人亲身经历,拥有很强的感染力。

第一期思政课中,金一南教授讲述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总统访华,车队的庞大耽误了金一南上班。如今谈起这件小事,基辛格向他表达了有着幽默意味的歉意,而金一南随后的一些延展思考具象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爱国?”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得不说,这样的设计也使得《一堂好课》更具新鲜感与活力,与年轻群体间拥有了更强的粘合力。

事实上, 如今的年轻人并非沉迷“娱乐至死”的世界,也并非没有耐心聆听一堂高价值的好课,只要知识的内容质量高、呈现的手段新颖,他们也愿意为这样的视听产品买单,也更愿意转发分享,形成主动传播。

《一堂好课》在抖音、微博等第三方平台的数据和影响力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比如,第一期节目播出后,仅一条 “金一南谈及国产第三艘航母80后总建造师挑大梁”的短视频播放量就在短时间内突破 1400万,并冲进抖音热搜榜TOP20; 第二期节目的主话题 #2020年故宫600岁#快速冲上微博热搜榜 第20位,社会榜 第3位。

另外,《一堂好课》并没有把传播的渠道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领地,而是真正打造出了台网共振的能量,节目联合了国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在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

喜马拉雅FM一直强调“用声音服务美好生活”,通过打造大量优质内容,为人民群众和平台内容生产者持续创造价值。双方的这次“联姻”,使得一堂堂好课通过更广泛、有效的分发渠道让各大领域代表人物的智慧和卓识,启迪更多人的心灵。

▍ 引路总台创优,拓宽文艺精品节目带创新之道

众所周知,新一代年轻群体有着全新的文化认知观念,如何在他们其中潜移默化地输出正善价值观、引导他们理性思考人生可能遇到的大起大落,汲取面对未来的智慧与动力,是超脱节目以外的核心事情。

快时代,《一堂好课》完成了这样的使命:用一堂好课,让每个在场的年轻人与观者都能获得一种自我顿悟的心境;用精品知识,完成同类节目的更新迭代,为视听产品的深层价值正名。

“课堂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进行教学活动,但是电视节目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名师大家的优质好课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持久的传播。”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说道。

实际上,《一堂好课》为荧屏增添的活力,还需要看到背后强大的制作力量, 即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

随着总台的成立与改革的深化,文艺节目中心不仅整合起了三台的文艺力量,对优势资源进行聚合与协同,更形成广播、电视、新媒体立体式传播的融合矩阵,并完成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转变,让国家级高水准的文艺节目创作焕发出新生机。

当然,这样的突破还需要与高质量的节目创新结合。2019年9月2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启动高质量发展改版工作, 200多档新节目自改版之后陆续亮相。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台台长慎海雄认为:“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改,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让总台在改革创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此过程中,总台坚持打造“有文化、有品质、有规模、有声势、有影响”的文艺节目,全力实现艺术水准和人民满意度“两个有所提高”,推动文艺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文艺节目的创作主阵地和先行军,央视综艺频道面对新时代的创作“破题”需求下,创新性地完成“守正创新再出发”,进而完成新一代受众的拉新与留存。

也正是在这样的强大后盾支撑下,才诞生了《一堂好课》具有创意性的节目模式。它的诞生不仅为总台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节目开发前线的动能,更指引着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国家文艺产品精品化的未来。

可以说,年轻人需要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一堂好课》则为时代的需要树立起了“荧屏典范”。正如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所言: “它既像小鸟一样跳跃鸣叫,在细节感染上抓住了受众,又像雄鹰一样从高空俯视,将课堂放进历史的场域进行思想的观照。只有这种节目多了,才能有力调控电视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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