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足湖南土地，不可不读《湖南少年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杨度的声音使每一位身居湖南的人都觉得自己正当少年，意气风发，与湖南这片土地一道，还有无穷的希望，还有无限的光明。
翻阅近代中国史，不可不阅《少年中国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的呐喊，为20世纪的国史谱下了救亡图存在少年的基调。至今吟诵，仍不免血脉贲张。
杨度与梁启超，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联手呼唤中国的少年精神。而他们在1898年最初的相逢，也充满着少年的意气，洋溢着青春的精神。
一
戊戌年情人节前一天，杨度和梁启超吵架了
正欲见识康梁学问的杨度遂火速拜会梁启超，然而湘粤两才子一见面，就吵了起来，且一直吵到天黑。为何刚获知梁启超到长沙的消息，杨度就急切想和他见面？为何两位素未谋面的青年才俊，刚一见面，就吵了起来，丝毫不遵循“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的客套？一切只因1898年，时务学堂已成长沙城乃至全国瞩目的舆论中心。
二
时务学堂很风光，连学生作业都被盗印
1898年春天，梁启超的名声在湖南如日中天。前一年年底，他在江标、黄遵宪、熊希龄等人三番四次的邀请下，来到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的明星人物，梁启超被聘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他刚到湖南时，就与各界相处得如鱼得水。1897年12月25日，江标交卸湖南学政，到时务学堂话别，梁启超即与王先谦、皮锡瑞、易顺鼎等人把酒言欢。
与此同时，众多官绅大佬的加持，也让时务学堂成为湖南人瞩目的焦点。时务学堂招生初期，报考者已超过4000人。首批招录的四十余名学生受到各界的特殊关照，连他们的课考作业（课艺）都被书商盯上了。在谋利的驱动下，1898年3月，长沙实学书局率先刊刻《时务学堂课艺》。然而书商刊刻的课艺乃是“随意搜辑，杂以伪作”，其中错讹甚多，如教习叶觉迈本是广东东莞人，但书坊误为广东南海人。为防止谬种流传，总理湖南时务学堂、盐法长宝道黄遵宪即下令追缴雕版，予以禁绝。然而《时务学堂课艺》颇受市场欢迎，不久之后，市面上又流行起府正街叔记新学书局刊刻的《时务学堂课艺》。黄遵宪不得不在《湘报》第107号上刊登《学堂告示》，声明“此后遇有本学堂课艺书籍必须呈由本堂鉴别其伪，核准批示，方许翻刻，不得复有假冒等弊，倘敢故违，一经查出，定将该书坊封闭严究，以示惩戒。”
杨度
但《时务学堂课艺》想必十分畅销。不久，陈宝箴又在市面发现一种大字本，只好在《湘报》第130号再发告示，警告“省城书贾并刻字铺店暨士庶人等”，“不得再行冒刻《时务学堂课艺》希图射利……倘敢故违，一经察觉，即遵照宪札从严究办，决不姑宽。”在利润的驱动下，这类警告是否有效，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所能确知的是：彼时的梁启超和时务学堂正处于湖南舆论的中心。尽管梁启超在1898年2月底便因叶德辉等人的驱逐而离开长沙，但叶德辉的名声也得靠梁启超而彰显。通过苏舆所编《翼教丛编》，叶德辉批驳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流布湘中，其名声也日甚一日。关于这一点，《湘绮楼日记》记载云：“叶焕彬声名甚盛，以能折梁启超也。梁之来此，乃为叶增价耳。”叶德辉因批梁启超得名，正从侧面反映出梁启超当日身价之高。
三
初次会面，杨度说梁启超“以《春秋》骗钱”
梁启超和时务学堂的声誉鹊起，引来了杨度的拜访。但两位才子情人节前一天的初次晤谈，却满是唇枪舌剑。保存在《杨度日记》的谈话内容，似乎没有任何客气。杨、梁二人单刀直入争论起《春秋》和《孟子》这两部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籍。而这两部书，正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授课的看家本领。《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梁启超讲课“主要是依据西方的民权和平等这样一些政治思想对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阐发。”而《春秋》一书，恰好也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的拿手学问。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称赞王闿运“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因此两人一交手，杨度便嗅出梁启超的学问渊源，日记中云：“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廖平的《春秋》公羊学受王闿运影响，又影响了康有为，而梁启超受《春秋》于乃师康有为。“大水冲了龙王庙”，杨度和梁启超的《春秋》学问同出于王闿运，但梁启超不说自己师法王闿运，难怪让此时无限崇拜老师的杨度很生气。
令杨度更加不满的是梁启超拿《万国公法》来套《春秋》和《孟子》。杨度认为“《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虽明，不能行于万国，第欲明其是非，则不合《春秋》，岂独《公法》一书哉。以此为学，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对梁启超挟西洋之书注中国之书、以西学混淆中学的做法，杨度深表不满。谈及《孟子》时，两人也意见相左。故而整个谈话过程火药味极浓，“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卓如初犹肆辩，后乃遁词”。谈话以梁启超的支吾搪塞告终，故杨度自以为得胜，然而实际上两人学术旨趣本不相同。杨度纯从学理出发，而梁启超则是借《春秋》和《孟子》大加演绎，本就是为维新主张张本。
尽管学术主张分歧巨大，两人却谈兴不减，一直谈到天黑方散。杨度很佩服任公的“年少才美”，但对任公的讲学，他则表示“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杨度和梁启超的初次会面并不愉快，但这次不打不相识的晤谈，却长久留存在两人的记忆中。与杨度同乡,且先后担任梁启超及杨度秘书的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称“新会梁启超卓如来主湖南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子弟，晳子尝至堂与梁辩论，各张师说，不相让也”。李肖聃与闻其事，恐怕是从杨、梁二人出听来的。
梁启超
杨度不服梁启超的学说，但梁启超“通古人书从时务来”的维新精神，显然触动了杨度。在与梁启超会面之前，杨度钻研的多是中国传统学问。在那之后，杨度对西学有了更多的关切。一年以后，他开始撰述《日本传》。1900年10月，杨度甚至学习起英文26字母。
1898年春天那次会面的后两天，杨度又造访时务学堂，然而“卓如竟患疟疾”，两人未能再谋面。他们的再次相聚，要等到1903年，而地点，也从长沙换成了东京。
四
《湖南少年歌》因梁启超而名声大震
一个流亡异邦，一位负笈海外，当梁启超与杨度在东京再度相会，昔日的青年才俊早已为世事沧桑改了心境。此时梁启超立政闻社，主持《新民丛报》、《国风报》，而杨度立政宪公会，办《中国新报》。同属立宪派阵营，但杨度偏不肯依庇梁启超，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不过，日后令杨度名声大震的《湖南少年歌》却是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刺激而作的，而它的广泛传播也离不开梁启超的揄扬。
关于《湖南少年歌》的刊载时间，主编《杨度集》的刘晴波先生认为刊登于《新民丛报》第三八、三九期（1903年10月4日），唐浩明先生认为是光绪二年（1876）（显是误记），还有一些人认为是1904年或1902年的，实际上都弄错了。查1903年出版的《新民丛报》，可清楚发现，《湖南少年歌》最早见于《新民丛报》第四十二、四十三号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191页—196页）中，时间则是1903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二日）。“饮冰室诗话”在抄录《湖南少年歌》前，有一段梁启超的按语：“湘潭杨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顷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在《湖南少年歌》之后，梁启超又云：“晳子复赠余一诗云：‘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噫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人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杨度仍不能忘情于在时务学堂的那次会面，但更表达了携手共赴国事的心志。面对杨度的推许和砥砺，梁启超慨然云：“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杨度的才华惊艳了梁启超，而两人共同救国理想，让他们的友谊得以升华。
《湖南少年歌》犹如一部气势恢宏的湖南史诗，将“湖南历史文物，概括无遗，大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势，实足激励湘人之气”。经由极具影响力的《新民丛报》的播扬，《湖南少年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在湖南，更是“几于无校不读”。数十年之后的1970年，鲁涤平之弟鲁荡平仍不无深情地在台湾《湖南文献》回忆：“《湖南少年歌》……余幼时早已读熟，至今犹能记忆。自杨氏附袁劝进，湘人均不值所为，竟以人而废言，此歌遂为人弃置不问久矣。”历来学者多注意《湖南少年歌》的兴起及传诵的热闹，而很少提及这诗的衰歇。从鲁荡平的话来看，因杨度组织筹安会，湖南人不齿其所为，以人废言，《湖南少年歌》也逐渐为人弃置。然而，从1903年问世，到1915年杨度组织筹安会，《湖南少年歌》传唱十余年，推其原始，梁启超的推举之功不可没。
1907年，被清廷授予宪政编查馆提调的杨度上书保荐梁启超，云：“逋臣梁某，学识才望，超越群伦，请旨特赦召用。”苟富贵的杨度并未忘记老友梁启超。然而袁世凯称帝，杨度的拥戴行为为梁启超所不齿，二人从此决裂。1929年，梁启超病重，杨度曾想前往探视，但为人阻拦。梁启超死后，杨度所拟挽联云：“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杨度以文章自负，但对“言情”的文章，却甘心承认“吾不如梁卓如”。1931年杨度逝世，未知九泉之下的梁任公会作何等挽联。然而有一点不容否认：梁启超无负于《少年中国说》，而杨度实有愧于《湖南少年歌》。有趣的是，杨度之孙杨友麒娶了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2017年他们合著出版了《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一书。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4期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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