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泽丰
刊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19年第24期
我小时候对故乡有种想逃离的感觉，总是想极早地离开，跑得越快越好。
如今，在老家，除了年长于我的人外， 年轻的几乎很少有人认识我。我不知道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前的心里充满怎样的期待，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着实让他老人家感到了一股无奈的凄凉。
这种凄凉，从此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早年背井离乡，晚年 “乡音无改鬓毛衰”归来的游子，我也不例外。
在我出生的地方，时间推着日月移动，从未停止过，往事被扔在身后，一节一节退去。驱车驶离时，后视镜里的群山也在向后拼命地奔跑，不断拉大着你与故乡的距离。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等你归来，一切面容都已悄然改变，再想回去，时光不许了，它不会为你打开那扇通往昔日生活的大门，就连那条曾经被人和牲口踩得油光闪亮、寸草不生的山路，也早已荆棘丛生，拦住你。
祖屋的后面，有一片丛乱山林，里面松树居多。风一吹， 松涛阵阵，鸟儿们不时翩然盘旋，洒下清脆的鸣声，应和着村庄里的人和牲畜。那些歪着脖子曲着颈的松树，从我记事起， 就有海碗那么粗。
儿时，小伙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牛拴在一块有草的荒地里，而后飞奔着闯进它的怀里，唰唰攀上松树， 捉树杈上鸟窝里羽毛尚未丰满的小鸟，待鸟儿得手，又纵身一 跃跳了下来，像泼猴一般，把无边的欢乐留在林间。逃窜的野兔、受惊的山鸡常常被我们弄得魂飞魄散。
但是，我们的欢乐并不能传递到大人们心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谋求全家人的温饱。
对于我的父母而言，他们陷在体力劳动的泥潭里， 想着怎样精耕细耘好刚刚包产到户的一亩三分田。即便早出晚归地劳作，由于亩产较低，一年的稻子，除缴完公粮，所剩的还是不多，陈米往往难以接上第二年的新谷。
思来想去之后，他们决定省吃俭用，苦心经营着我的别离，让我用功读书，走求学这条路，且不允许我回头，不允许我再到附近的丛山林玩耍。
苛刻的限制条件，加上在棍鞭的监督之下，在失去童年快乐的苦闷中，我最终遵从父母期待，把书本视作自己 的田地。从被逼迫到自觉用心学习，我用一场场考试走过小学、初中、中专，和工作后的一家家用人单位，最终彻底混迹到城里，选择了一个自己喜爱的职业。
别离是不是一种罪过?在开始离开村庄的十几年里，我是何等地眷恋故乡，思念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怀念着那里的每一个人， 以至几次三番地请假回去。
后来，辗转到一家媒体单位，白天忙采访，晚上回到家，还要撰写那些急于刊发的新闻稿。与故乡的联系，自然不像从前那样密切了，只是偶尔在节假日时，与家乡的亲人们通通电话，但每一次的电话问候，都让我心生疼痛。
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彭婆婆、杨奶奶、旺开伯、刘凤婶、的群叔、海群哥......次第去世的消息。曾在无数个想家的夜晚，我不止一次地梦到过他们的身影:他们与我擦肩而过，不理睬我， 走进屋后的丛乱山林。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暗示?
时至今日，他们都已安息在了那片林中，还有我的父亲。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再次经过丛乱山林时，我想钻进林子去看看父亲的坟地。我沿着山边兜了一圈，却找不到一 个可容身的入口，大量密密实实的酸刺或芭茅封死了去路，令人寸步难行。
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些酸刺和芭茅，还没有长到一两尺高，就被村里的女人们砍倒，晒在烈日下，等着叶杆干黄后挑回家，做柴火。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村民们家家用上了液化气灶，这些植物，再也没有谁会磨刀挥向它们。
砍柴的那一代人呢?她们都已年过七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在我没有归来的时候。
他们走了，和一些过去的事物，走着走着，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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