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朝鲜一直对雍正有颇多偏见，首先是觉得雍正继位不明不白，认为康熙当时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的，而雍正私自篡改密诏改为四子。其次觉得雍正太过于贪财好色了，认为雍正日日所想之事就是以各种名义征税，“日日所为之事，即籍没之政也”，聚敛的银子已经堆积成山，暴露在外，远望好似冰山，而“彼国居民，举皆贫困”，正是“财聚深宫，民散于下”。
实际上这些偏见都是朝鲜人自己的意淫而已，雍正帝对朝鲜的优遇要远胜过康熙帝，但朝鲜人却并无丝毫感激之意，反而怨声不断，个中原因趣事之多，让人捧腹。
宽免债银不乐意
雍正五年三月，由于清国商人胡嘉佩欠银案发，清国方面追查二百多名朝鲜商人所欠货银六万七千余两，并要求朝鲜督征。朝鲜君臣经过商议，以欠银人多，难以查征为由回咨清国。当时朝鲜英祖李昑对此事很不以为然，称“大国移咨督债，而小国征送七万两银货云尔，则后世以今日君臣，谓之如何耶？”
同年九月，雍正帝下旨宽免债银，这在朝鲜本来应是欢欣之事，但却让朝鲜感觉受到奇耻大辱，原来是谕旨的内容引起的骚动。朝鲜人认为谕旨中有两点是不能接受的，其一是，在谕旨中清国将英祖李昑的名字误写为其哥哥景宗的名字“李昀”。
其二是，雍正帝在谕旨中虽然夸奖肃宗李焞（英祖李昑的父亲）“才干优长，政令严肃，……曾将伊国负欠之人正法，想见其办事之公明”，但却指责英祖李昑的咨文，“支离巧饰”，且向闻李昑“柔懦无能，权移于下。观此咨文，推托之语，必其陪臣所为，非该国王口气，盖因不得自主之所致。似此清查积欠之事，该国王必不能办理”，由此“朝鲜国人应还之银，著从宽免追”。
误书名字引发的“委屈”
虽然将名字误书，但这些罪责都算在景宗李昀头上。当时（雍正五年十一月），朝鲜君臣看到雍正帝的这道谕旨后痛心不已，认为言中多有悖慢，辱及国家。当时朝鲜臣僚对于是否还钱形成两派意见，一派以领议政李光佐为代表，认为清国既已宽免，不宜再送银，而且以为：奸商负债，清国说要七万两就给人七万两，要是人家要十二万两，难道还要给人家十二万两吗？
一派以陈奏副使李明彦为代表，认为所欠为皇帑（即内帑），若偿银雍正帝必心喜，辨诬事可成。由于此前朝鲜君臣对雍正帝“贪财爱银”的认知，无论两派臣僚，抑或是英祖李昑本人，都有一个共识，即雍正帝此次宽免是虚，爱银是真。如领议政李光佐认为，“至于所谓皇旨，反复观之，虽云宽免，惜银之意，溢于辞表”。雍正善心免除朝鲜的欠银，你们竟然以为他是贪财？
被雍正骂了，不识大体
在雍正六年五月，朝鲜为“宽免债银”事派出辨诬陈奏使团归国，意在提醒雍正谕旨的名字写错了，结果是朝鲜人感到“慢书辱国，比前咨一倍”，三使臣均受到处分。在清国礼部回咨中，雍正帝不但未承认误书朝鲜国王名讳，反责备称“今李昑具奏为伊兄辨诉冤抑，是明明自以为冤抑而托为此语也。况李昀、李昑兄弟相继，事同一体，功过有何分别？而该国王强为分晰陈奏，不过欲彰伊兄之过耳。所奏甚属琐屑，不识大体”。一句不识大体，将雍正的霸道体现无疑，没办法，清朝强大的时候就是这么霸道。
再受“欺辱”
前面说过了，雍正赦免了朝鲜六万多两的白银，结果朝鲜却因为谕旨的名字写错而叽叽歪歪，为此让雍正训了一顿，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雍正六年正月，朝鲜接到清国要求朝鲜严防清人私越国境咨文，其中雍正帝又有令朝鲜君臣感到受辱之语：“该国王既列藩封，当为朝廷尽捕盗安民之职，乃柔懦不能遵奉，转使内地犯法之人，恃朝鲜以为潜踪避罪之地，此风断不可长。嗣后傥有匪类越境生事，而朝鲜不能擒获，以致漏网者，著该国王将伊国防汛之员题参治罪，该部将该国王一并议处，……”
此次朝鲜臣僚反应更为激烈，纷纷上书，其中领议政李光佐以为“数月之内，诬辱至再，实是主辱臣死之日”。看到清国对朝鲜一再地悖慢，朝鲜君臣以为仍是雍正帝不舍得那“七万两”债银。可见在他们眼中，雍正是有多贪财啊。
自我安慰
朝鲜人认为名字误写的这道谕旨后被收入《清实录》，均已改为李昑的名字，由此可见清国也意识到名字确实误写了，但雍正帝的态度很强硬，认为朝鲜国王就应该感戴皇恩，遵奉圣训，现提出这样的处理意见完全是“鄙陋琐屑，不知大体”，并指示朝鲜国王将“先收银两存于彼国，如有应用之处，听其支用，其未完者概行免追”。
见此情状，朝鲜方面本打算为“犯越”事派出辨诬陈奏使团也不得不取消，毕竟看这样雍正正在气头上，现在去肯定又是一顿骂。也就是在这一年，雍正帝第二次减免朝鲜贡物，朝鲜君臣感到不可理解，或认为是雍正帝怒气已解，也是对自己稍稍一点安慰。
当时朝鲜对雍正十分的不服气，认为他继位不正，又不如十四子胤禵得人心，又没有康熙的贤明，而且长得还不好，又好色贪财，如此种种意淫使得朝鲜对雍正帝仍以胡虏视之，这也算是朝鲜人的精神胜利法吧，毕竟你打不过人家，还得乖乖听人家的话，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