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
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
提及石鲁，了解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人都知道他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在各领域的深入，传统的精英文化逐渐没落，美术领域的大众化思潮渐渐拉开帷幕。而“长安画派”的孕育与产生，更是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作品要反映新时代、新生活，促使中国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推陈出新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与“长安画派”中的另一位开创者赵望云有所不同，石鲁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与深刻的艺术思想，不仅在呼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中擎起了“长安画派”的理论旗帜，更将一种不可遏制的豪迈激情注入到“长安画派”的审美风格中。而催生出这股激情的，正是石鲁在其63年的艺术人生中，以全部的热情展开对艺术创新的不断探索和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
石涛与鲁迅合体，是为“石鲁”
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公乡一个大家族。他的祖上来自江西景德镇，因贩藏红花迁到四川，进而成为豪门巨贾。当时的冯家有着上千顷土地和上百名佃户，是当地的第一大户。冯家的大宅院内，有着藏书十余万册的藏书楼，15岁之前的冯亚珩在家读私塾，接受了一系列古文化教育，同时又受到二哥冯建吴的影响，喜欢传统绘画。
1934年，15岁的冯亚珩进入到二哥在成都创办的“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画，在哥哥的指导下，亚珩临摹了大量的传统水墨画，尤喜石涛、八大的绘画风格，同时也接触了一些西画表现方法，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三年后，从美专毕业回到家乡的他做了一名小学教员，但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民众救亡图存的呼声越来越高，冯亚珩也开始思考起人生与社会问题。
1938年，因不满意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冯亚珩婚后三天就离开家乡重返成都求学，这一次他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在这里，冯亚珩并没有接触到自己渴望了解的救亡图存之路，于是退学，远赴延安。1939年，20岁的冯亚珩带着满腔爱国热情，在没有任何人引荐的情况下，独自踏上了追随红色革命队伍的道路，为了与过去封建大家庭中的“公子哥”身份告别，又因他崇拜石涛和鲁迅，冯亚珩自此更名为“石鲁”。石鲁接受并实践着解放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观，用石鲁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艺术家。”
《群英会》
彼时的延安，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在这里的十年，也是石鲁与这片黄土地的风土人情结下不解之缘的十年。这片土地上特有的高亢、雄浑乃至悲壮的格调，为他之后的人生和艺术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一时期的石鲁为宣传革命创作了大量的版画，同时也因才思敏捷和善作理论上的高谈阔论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与才华。
“长城内外”的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随陕甘宁边区文协迁往西安，在艺术上，他开启了对中国画的研究与探索。石鲁早期的艺术创作与时代的脚步紧密相连，作为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石鲁的内心始终对党和人民、哺育他成长的陕甘宁根据地，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充满着创作激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多次深入陕、甘、青的藏区和建筑工地，画了许多写生积累创作素材。他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灵感，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出了一系列带有情节性和文学叙事性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
《古长城外》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流行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是要随着旧社会一起被打倒的。然而石鲁在1955年、1956年出访印度、埃及后，看到同样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民族艺术精神仍然得以发扬，促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刻反思，并产生出新的认识。
他在埃及参加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时曾表示：“艺术形式的美，主要是在于一个民族的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崇高的、向上的、健康的心理体现。因此，我们在艺术形式的发展上，首先把自己看作民族传统形式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如果艺术形式一旦失去民族形式的特征，也就减弱了它表现民族生活的能力，也就减弱了人民对它的喜爱和欢迎。”
石鲁对传统的学习是主张从了解整个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规律出发，去“真正追本寻源”。他通过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将革命理想和现实生活中的新情新意以抒情的方式，用中国画传统的笔墨技法表现出来，并从中探寻新时代中国画独有的表现手法。石鲁以独创的山石皴法和大胆用墨用色的方式，开创了黄土高原及陕北风情题材，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山水画走向现代的新形势。
在“疯癫”中升华
1964年是石鲁艺术生涯遭遇逆境的转折年，这一年，原本在艺术上已作出一番成就的石鲁本可以再创辉煌，却因为在作品《转战陕北》中将毛主席以背影的方式表现，被指将伟大领袖置于“走投无路”“悬崖勒马”之境，该幅作品也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中被摘下。同时，刚刚发行的第一本个人画集《石鲁作品选集》也因首页即为《转战陕北》而被查封，加之患有严重的肝病，石鲁的身体和精神遭遇了双重打击后，他因精神失常而被关入了精神病院。“文革”爆发后，石鲁在医院中强行被拉出来游行、批斗，他曾逃离，又被抓回，受尽非人的折磨后反而触发了他更为非同凡响的创作灵感。
《转战陕北》
这一时期，石鲁的作品走向了更加自由的境界，他以狂放的笔墨，怪诞的思维，深刻的思想内涵，画出一幅又一幅带有强烈象征主义和神秘色彩的作品，正如石鲁自己所言：“强烈的情感正是反复加深了生活感受的结果。”“画者不经过生活之锤炼，岂能去锤炼艺术！”石鲁通过狂放的笔墨形式和象征的表现手法，将胸中愤懑发泄，通过神秘莫测的绘画内容，来追求脱离现实苦难，找寻另一个世界的“真善美”的境界。
《美典神》
晚年的石鲁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他的艺术也转向如传统文人般以比、兴的手法绘花鸟寄情思。但与传统文人所不同的是，永葆创新精神和革命斗志的他，以金石入画，瘦硬的笔触宛若他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和革命精神。
石鲁，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的一生是跌宕且悲壮的。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对自我精神的表达，也始终充满着对现有阶段的不断突破。他从一个对封建家庭的反叛者，到一个投身革命圣地、以美术为武器来革命的战士。又从一个新风格的开拓者，升华为与现实命运相抗争的艺术殉道者。他以自己并不长的艺术人生，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谱下了一曲英雄史诗般的恢弘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