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北京杨文医生被患者家属杀害的事情，一直在被讨论。
事情的经过相信大家都已经了然于心了。
95岁高龄患者，55岁儿子，大早上6点。
杀人嫌犯跑到毫无防备的杨文医生身后，几乎是铆足了劲手刃了她，脖子上被砍数刀的杨医生，毫无还手之力，挣扎了几下后就失去了反抗意识，抢救无效死亡。
今天，离杨医生去世已经5天，事件真相也在发酵中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总有一种一切都还算不上尘埃落定之感，所以仍然想聊聊几个问题。
一、首先，我一点也不喜欢事件发生时的“定性”：医闹。
就在2个多月前，10月22号，甘肃省人民医院肛肠科也发生了恶性命案。
一个号称最苦最脏最累，很多人都不愿意轮转到的科室，不管是现实里还是影视剧里的信息接触，我一直对这个科室的医生充满崇拜与敬仰。
人人赞不绝口冯医生，被杨姓直肠癌患者直接拿刀子捅死。
当时消息出来之后，官方评“医患矛盾”、“严重医闹”，恕我直言，这是哪门子的医患矛盾？杀人就是杀人，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举起刀子的一场“故意杀人”事件。
如果说冯医生有什么“罪”，那就是当了她患者的主治。
还有和冯医生、杨文医生一样，被病人以各种理由行凶报复的医生们：
他们有什么罪？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然而，他们用半辈子写论文评职称，为医学事业做贡献，救活了大量的病患，最后等来的是什么呢？
等来的是“医闹”：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刀下去，那些努力和辛苦也随之一命呜呼。
二、昨天，杀人嫌犯家属找杨医生家属请求谅解，这种行为是否能减刑？
有消息称，杀人嫌犯孙文斌的家人，尝试去找杨文医生的家属求得谅解以从轻判决。
作为一个接触过还算不少刑事案件的律师，我为偷电脑、装狠抢劫的少年争取过，也很欣慰地看到他们后来重获自由后迷途知返。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此案已上升为公诉案件，即使伤人者积极进行民事赔偿，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也依旧会追究其刑事责任，“谅解书”仅仅是减轻量刑情节中的一点。另外，还会根据伤人者的主观目的，作案手段，凶残程度，对社会公众的危害程度及影响等来综合对伤人者定罪量刑。
我们认可这个规则，但撇开律师身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看到杨文医生尸骨未寒，我也感到心寒、惋惜。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杀人诛心者，没有资格获取路人的同情，亦没有资格寻求受害人的原谅。
三、息事宁人，伤害的到底是谁？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会闹，谁就是大爷。
以前的医闹事件，患者家属闹一闹，就能得到道歉和赔偿。
时代在改变，现在的医闹，可是动辄喊打喊杀，管制刀具随时准备就绪，一旦患者不满意，死亡警告。
因为怕惹事儿，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
我佩服医院的服务态度，但也不得不说，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遇事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事发之前，据医生的同事说，病人家属的“犯浑”行为已经上报过，只是对方油盐不进，依然我行我素。但我觉得这已经足够拉响危险预警，至少我们真的不信找不到对犯浑者有震慑力的处理方式。
事发之后，受害者家属在痛苦中度日，但杀人嫌犯的家属理所应当地转入了朝阳医院，怎么，这是在鼓励按闹分配？
息事宁人，并不能让加害者停止恶意的行为，也不会让他们从此感恩戴德，伤害的，永远是从医人员和受害者家属罢了。
四、医患矛盾始于人性矛盾
10·22甘肃冯医生遇害之后，医患关系话题甚嚣尘上，直至今日，医患矛盾仍然在被讨论。
“钱”确实是造成医患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即便是不接收重症患者的小诊所，也有矛盾：出了看病钱的人嫌病好得太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医院有需要创收的企业单位性质，医患关系的紧张感就不可能消除，只会持续加重。
人人都有看病的需求，但并不是所有人的钱都管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本来就不管够的资源。
这种矛盾并不是医生、患者或者哪一个单方面造成的，但如果真的要去归结根源矛盾，倒不如说是“人性矛盾”。
外卖员和消费者之间有矛盾吗，因为一方对生命的藐视，另一方对他人的冷漠、不包容、不理解，二者相冲，最后酿成了无法扭转的悲剧。
看到有人总结，医生钱少活多责任重大，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去照顾患者的心情，所以经常有人叫苦不迭，称医疗人员态度差，素质底下；而病患钱少命苦怨气重，走在生命红线上的病患和病患家属，很容易受极端情绪的影响，做出冲动之举。
《人间世》的编导秦博曾在上海瑞金医院蹲守，他做过粗略的统计，16年7月4号~10号，光是内分泌科4间诊室就问诊了3600多人。
因为每天要接待的病患实在太多，所以医生必须把速度提起来，但病患希望花最少钱来让最好的医生给自己治疗，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他们并没想过，世上没有这等好事。
医患矛盾的发生有多简单？还记得大明星韩雪么，她角膜炎发作去医院看病，因为医生对她态度不太好，便发微博把医生的职称信息公布到网上，看，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都不容易，但总是有人无限放大自己的不容易，悲剧，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医患之间“心的距离”，也是这样被拉开的。
五、最后来说说大众最关心的追责问题。
“行凶者必死”是每一次恶性刑事案件后，大众百姓的期盼和心声。只有让害人者与被害者各得其所，事件才能真正称之为尘埃落定。
目前杀人嫌犯孙文斌已经被控制归案，对于暴力犯罪行为，必须零容忍，相信最终法律会给大众一个交代。
12月28号，人大立法严禁伤害医务工作者，《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表决通过，“医闹”行为入刑，从明年6月号开始正式施行。这让医务工作者、民众也看到了希望与曙光。
但对于医院的追责，以及医务人员的安全问题，似乎道阻且长。
2013年10月25号，温岭袭医事件，三名值班医生被一名患者捅伤，其中一名抢救无效死亡；......10月22号，患者杀医；再到今天的患者家属杀医......这其中还有多少伤医、杀医事件，我们无从统计。
医疗工作人员，需要有最基本的职业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源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能力，来源于病患与家属哪怕一点点的理解，也来源于相对安全的就业环境。
今年10月冯医生被杀害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在医院设置安检与金属探测器，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想法比较幼稚可笑，但现在看来，医院作为事故多发地，尤其是大医院人员属性、环境都很复杂，设置简单的安检程序真的很有必要，至少，是否能杜绝管制刀具等伤人武器携入？
再比如，医院安全问题，是否能和有决策能力的领导者的绩效考核挂钩，足够引起管理层们的重视？
不要在事发之后强调“大爱无疆”了，做出切实有效的举措，让其他医疗人员在后续的工作中更有安全感才是正事儿，不是么？
最后用某位作者的话来收尾：
“社会中的每个行业与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
当一个行业存在明显的危险与不公时，每一个行业和个人都有潜在危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和受害者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也会感到悲痛，感到不公。因为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作者：刘琼/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