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丨吴冠中
“我老了，趁现在还活着，赶紧将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烧掉！”吴冠中对自己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创新太不容易了，创新十分之九不能成功，能成功的那一成，才了不起，也就是说，要是画100张画，满意的作品也不过10张。”
1991年，吴冠中的画在市场上价格已经卖得很高了，但他还是把自己在二十多年里不满意的作品集中起来，堆得像座小山，足足有两百多幅予以焚烧。这场景恰巧被来访的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斯民碰上。望着渐渐化为灰烬的作品，蔡斯民心疼得连连惊呼：“烧这么多画您可真下得去手呀！大师您这是在烧房子啊！”
吴冠中“焚画”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他一次次、一批批 忍痛烧掉自己的作品，有时自己不忍下手，就狠心叫家人替他烧。画室里废纸成堆了，儿媳和阿姨就捧下楼去焚烧，常常惹来邻居围观。面对四起的惋惜声，吴冠中仍不为之所动。
而吴冠中则平静地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画好，有些感情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见不得自己画坏了的画，看见了就觉得心里难受。对付坏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毁掉，不能让坏东西流传出去，遗臭万年。作为一个艺术家，应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你骗得了今天的人，却骗不了明天的人。”
敢
说
吴冠中不仅对自己的画作这样，对于整个艺术领域也是大胆妄为，直言不惧。
吴先生五十多岁时，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自己看不惯的十大美学问题:
看不惯 “美协”和“画院”；
看不惯艺术家被“圈养” ；
看不惯自以为是的“画家”；
不惯没有作品的“硕士、博士”；
看不惯艺术品价格的“步步高”；
看不惯拍卖市场上的“心电图”；
看不惯中国艺术的“高价低质”；
看不惯“流氓美术家”；
看不惯美术教育必画“石膏像”；
看不惯徐悲鸿和“革命题材”。
说完，底下掌声雷动。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
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30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 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吴冠中以宜兴口音用狠狠的口气说出“可悲”两字，音同“苦拜”。
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 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清华美院开始招收博士生，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
去
留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抗战初期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讯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1949年末，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人为了回不回祖国的问题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最终，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熊秉明在1950年2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两人讨论的艺术创作及回国等问题。结果是将之归结为：“不回”——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绘画技术。从事艺术工作就必须先掌握成熟的技巧，没有足够的技巧，不能得人信赖，如何回去展开工作？总不能像先前某些留学回去的人，拿着半生不熟的西洋艺术蒙骗中国人。熊秉明认为，自己与吴冠中他们还有些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是到法国一年之后，才由哲学转为雕塑专业的。他自认当时所学的初级水平的技术，回到国内根本做不了什么。而吴冠中的学习状态，已经不再完全局限于用在两只手上，“多半都花在‘求知’上”；“回”——是为了解决艺术创作内容与生活源泉的关系。他们都肯定，抽象的、纯粹的技巧是不存在的。艺术家必须投入生活，在生活的实际体验中创造并提升自己的技巧，形成自己的风格。”
吴冠中《周庄》
针对他们当时的这种矛盾感，熊秉明也做过解释说：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该现在回去呢？还是学成了再回去呢？在理工科“学成”有个较确定的标准；在艺术上，“学成”是什么意思？在西方学了一套技术，这技术很可能不是国内所需要的。在西方出露头角，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坛所赏识，这样的作品和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所需要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回国后必定还有一长时期的摸索。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道路可循， 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做决定。”
吴冠中的勇气与信心来自于自己想像鲁迅一样，帮助自己的同胞。
他想象鲁迅一样在国家危难之际，尽自己的匹夫之力。“无论被驱赶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即使国内的情况更糟，我仍愿回 来。火坑大家一起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来自1949年2月15日，吴冠中于法留学两年后与吴大羽的书信。
同时从出身角度看，吴冠中的农民贫苦出身，与赵无极的银行商人之家、熊秉明的知识分子之家，都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与朱德群出身于两代悬壶济世的民间中医世家的情况也很不同，这就决定了他对 自我生存价值的个体需求与归属。
吴冠中说自己的少年时代是“苦瓜人生”，他在自述里说，“我家有十来亩水田，比之富户是穷户，但比之更穷之户又可勉强接近当时当地的小康之家，只因成群的孩子日渐长大，生活愈来愈困难。我家的牛、猪和茅厕挤在一起，上厕甚臭，我常常到田边去撒尿，父亲对此倒并不禁止，只是说尿要撒在自家田里，那是肥。我家也养着鸡，大约五六只。天黑了，鸡们自己回家进入窝里。于是要提着灯去数鸡的数目，会不会少了一只。然后关上鸡窝的门。”
在吴冠中的眼里，这一切都是灰色的不堪回首，如他所说，“童年认知的苦是穷”。
吴冠中《荷塘》
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人们主要依靠种稻、养蚕、捕鱼生活。
吴冠中的父亲是乡村小学校的教师，又是下田劳动的农民。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这样的家庭构成，让吴冠中自小有书卷气，同时也有母亲身上遗留的“破落贵族气”，甚而还有农民父亲身上的质朴气。这些气息，混合在吴冠中身上，形成吴冠中独特的个人魅力。
对于母亲，吴冠中有着深厚的感情。母亲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性，这样的诗性，或许也由基因进入了吴冠中的体内，让这个倔强的乡村孩子，有着些许的多愁善感。吴冠中这样评价母亲，“文盲未必是美盲，母亲颇有审美天赋，她敏感，重感情”。母亲身上那敏感的气质，可能造成了她失眠的痛苦，这样的气质，不易与人相处，这也使得她与丈夫之间，“真有点水火不容”。这样的性格，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吴冠中。
吴冠中“从中年以后就患失眠，愈老症愈重”。在吴冠中看来，失眠，“最是人生之大苦”。吴冠中说：“我同情我那可怜的母亲，上天又偏不让我继承父亲健康的神经。谁也没有选择投胎的自由，苦瓜藤上结的是苦瓜子，我晚年作过一幅油画《苦瓜家园》。苦，永远缠绕着我，渗入心田。”
形
式
苦不仅源于童年的家庭经历还有奋勇回国后所遭受的经历。
1950年，吴冠中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吴冠中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水彩等纯技法课。离开“央美”的吴冠中，也想融入时代，做一个时代能够接受的画家，但无奈的是，时代总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价值规律。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属于吴冠中。他的学生汪志杰回忆说，吴先生画过一幅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画作 《一朵大红花》。“那时，他家住在煤渣胡同。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的近作。进门后，我看见他家墙上挂了一块布。他把布一掀开，我当场吓了一大跳。画中，一个老农坐在椅子上，全身布衣，戴八角帽。因为吴先生对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等的风格情有独钟，人物的脸、衣服、帽子，全用土蓝色，还微微泛黄。只有胸口别了一朵大红花。”汪志杰对吴冠中说，“工农阶级只能用火红色基调，要充满血红地去反映。这幅作品要是发表出去，后果相当可怕。”
“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
吴冠中《花鸟》
1992年，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同样引起轩然大波。
1992 年吴冠中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笔墨等于零》。这篇 文章是吴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万青力在席间就中国画笔墨问题展开争论后所写。1997年《笔墨等于零》被《中国文化报》全文转载，当时并未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1998 年第 2 期 的《美术观察》“论摘”中再次摘录了《笔墨等于零》一文。在这年的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大展的学术研讨会上，张仃先生以《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为题做发言，针对“笔墨等于零”的观点提出公开批评，由此“张吴之争”开始。吴、张二人的思想是引导这场论辩发展的主线，成为研究这场学术之争不可回避的首要起点。
吴冠中希望通过对程式化标准的否定来解放笔墨的局限性，提升笔墨表现的潜力，创造出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笔墨。他说: “笔墨不受老的陈法的圈套，不断的发现，用什么手法都可以，只要效果好，就是好笔墨。二是不抛弃笔墨，强调笔墨的时代创新。”这是他针对笔墨问题所提出的建设性论点。
他们的理论引发了美术界关于笔墨之于中国画的意义、在中国画现代创新中该何去何从的思考。
而到了晚年时期，吴冠中越来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绘画艺术具有平面局限性，许多感情都无法表现出来，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吴冠中在自己的自传《吴冠中，我负丹青》中说到。
抗战期间，杭州艺专迁居重庆璧山。当地女娃喜穿大红袄，真美！红色在吴冠中心头涌动，他突发异想，自己要做一件大红袍。吴冠中很穷，他向一位富有的女同学借钱，女同学问明意图，笑了，一边借钱，一边说：“你敢穿！”
吴冠中急忙去布店买了最鲜红的布，又赶到缝衣店做袍，裁缝师傅拒绝接活，说男人哪有穿这种红袍的，谁做谁遭人骂，你还是去别家吧。吴冠中灵机一动，说：“我们江浙一带的男人全穿红的，只有女人才穿绿的，你尽管大胆做，我回老家穿。”好说歹说，师傅勉强接下活。几天后，吴冠中身着大红袍走进食堂，满堂轰动，尖叫，鼓掌。吴冠中得意非凡，犹如创造了一件杰作。
年轻的吴冠中看见当地女孩身穿大红袄，他突发异想，做了一件大红袍穿在身上。2010年6月25日23时57分，吴冠中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吴先生走时，身上亦是穿了一件旧的红夹克，脚上一双以前写生穿的旅游鞋。
元宵节，让文化加点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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