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美国19世纪的“天定命运”和边疆学说、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和70年代以来盛行的全球化理论，作为三种典型的非正式意识形态，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美国；意识形态；“天定命运”；边疆学说；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1―0006―04
作者简介:林彬(1971-)，女，江苏南通人，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谈到意识形态，有许多人会产生反感，不论理论家们给它下什么定义，人们总是会联想到某种理论或思想的生硬灌输。在美国，意识形态(ide―ology)一般也被看做是贬义词，是“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人民灌输的“可怕”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用得较多的是价值观(values)、信念(creed)、信仰(faith)和理想(ideal)。上世纪末，随着苏东剧变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许多西方媒体和主流学术界开始大肆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它们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而，意识形态自然也就“终结”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没有也不会终结。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政治家特拉西所著的《意识形态概论》一书中，其含义是关于观念的理论。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意识形态有两种用法：一是指“虚假的意识”；一是指“观念的上层建筑”。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意识形态，它只能是指观念的上层建筑，即从特定阶级利益的立场来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原则、行动纲领、价值标准和社会理想。
用这个定义去分析美国的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不仅在美国被大肆宣扬、广泛传播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美国式民主是意识形态，而且，还有许多看起来不那么像意识形态的观念和理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针对这种现象，金灿荣教授在其《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一文中认为，可以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分为正式意识形态(formal ideology)和非正式意识形态(informal ideology)。所谓正式意识形态，是指那些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直接维护现有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它一般都是非常明确的，具有十分成熟的、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并以作为意识形态而广为人知。所谓非正式意识形态，则是指那些与一定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不发生直接的、紧密的联系，但却间接地为维护现有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各种观念、思想和理论。它们一般都比较模糊，不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所以，人们往往不会把它们看做意识形态，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那些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美国非正式意识形态。
一、研究的背景或问题的提出
冷战结束后，许多中国学者都已经注意到，美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老对手的消失而遭到削弱，反而趋于强化，并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目标，这在当今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华裔学者刘康提出了“成功的意识形态”的命题，认为在美国，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关系极其自然和贴切，人们高度一致地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因而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说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内化为民众自觉的准则和价值观。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美国商品，尤其是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卡通和海量的网络信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在悄无声息而又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世界各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不能否认，美国的意识形态确实是属于“成功的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某些美国媒体眼中，苏联解体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政治假想敌、“意识形态的对手”和“感到讨厌的象征”。《纽约时报》在1991年9月10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于是，他们就把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本身正在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也迫切要求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不断扬弃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提高其有效性。由此可见，研究和分析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相对于正式意识形态，美国的非正式意识形态由于其隐蔽性和欺骗性而更难以认清其实质，因此，笔者将美国19世纪的“天定命运”和边疆学说、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70年代后形成的全球化理论，作为三种典型的非正式意识形态加以剖析。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天定命运”和边疆学说
“天定命运”起源于英国清教徒的新教精神，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自登上美洲大陆以来就负有扩张的天赋使命。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识》一书中就曾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认为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整个19世纪，在“天定命运”的旗帜下，美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扩张浪潮。从1783年到1872年，美国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三倍，人口增长了九倍。单是1846―1847年的美墨战争，美国就吞并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这也就是19世纪美国持续发展的奥秘：一旦国内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美国就通过“移民一占领”的方式强占别国的土地，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转移着不满情绪和阶级矛盾。美国历史学家特纳于1893年首次提出了边疆学说，指明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特纳的结论是：“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乃是美国发展的关键”。因为，边疆是个“有奇异魔力的青春源泉”，没有它，“思想分歧就开始在一些阶级展开，而思想分歧就可能扩大造成分裂”。边疆学说使带有浓厚宗教气息的“天定命运”更具理论性。从此，自命不凡的美国人带着他们的“天赋使命”，把美国的边疆变成了可以向世界的任何地方推进的“活动边疆”。
作为意识形态的“天定命运”和边疆学说对美国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只能通过文 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来实现。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所描绘的“美国理想”，是在全世界“推广”最高的美国文明和最完美的美国式民主，让“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无论是历史上的“扩张”还是当今的“人道主义干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神圣的目的，完成这个天赋的使命。既然目的是神圣的，手段的卑劣与否当然就不那么重要，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那个曾经在《独立宣言》中严词谴责殖民主义的美国，为何却打着“扩大自由”和“传播共和”的旗号去追求建立早已臭名昭著的“帝国”；容易理解“美国例外论”指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和种族优越感；也容易理解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一贯表现出的傲慢和自大。直至今日，美国在外交中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为价值观而战论”、“合法的人道主义国际干预论”、“文明冲突论”等所谓的新理论、新规则，背后隐藏的仍是阴魂不散的“天定命运”和边疆学说。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化理论和“自由发展主义”的社会科学在美国兴起，对美国的思想领域和外交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社会科学家直接进入政府，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与学界的交往与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如哈佛经济学家林肯・戈登曾任美国驻巴西大使和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佛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任白宫顾问；社会科学家罗斯托曾先后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欧洲殖民主义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为了对付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一些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把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用来提高自由世界力量的工具。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广大新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归属，他们利用现代化理论，把人类社会极其复杂的发展进程，描绘成穿越一系列基本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过程，而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终点或顶峰。换句话说，美国就是现代化的终极典范，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其他一切国家都处在这同一条道路上，并不可抗拒地向着美国这个终极目标不断靠拢、不断接近。于是，他们首先对照着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那些貌似科学的指标体系，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缺陷，引导这些国家走通向现代化的普遍适用的“康庄大道”――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并“无私”地提供各种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如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和美国和平队)，以帮助这些落后国家通过这条“康庄大道”顺利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从而避免这些国家在危险的过渡阶段由于民众的贫困和绝望而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显然，这些主张正好符合肯尼迪政府冷战的需要。现代化理论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选择，以推动落后国家沿着“正确的过渡道路”走向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毋庸置疑，这一理论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规划。
可见，现代化理论与“天定命运”和边疆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用对美国自身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代替了“上天”的“授权”和“上帝之手”；用“示范效应”代替了正式的领土征服。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亟需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内容来代替原先的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以此对抗“共产主义的教化”，最大限度地争取发展中国家的人心民意，而现代化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吸引力，能持续发挥影响的非正式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美国制定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试图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让拉丁美洲人民忘记美国在历史上的侵略行径，而把它看成是一个把最好的现代价值观、技术和制度送到拉丁美洲，以“帮助”这些落后的“邻居”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国家。美国还通过和平队的形式，把数以万计的青年送到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通过传授先进技术和民主理念，“帮助”这些落后地区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弥补其文化缺陷，加速其现代化进程。尽管这些政策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但现代化理论却已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广为传播；现代化概念更是深入人心，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然而，我们在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时应该看到，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具有自身的缺陷。它几乎完全按照美国的发展道路，从中抽象出一组一元的发展指标，并用于对落后国家进行评估，完全无视这些国家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征；它把美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厢情愿而又过分自信地想把这种模式强加给世界的其他部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它具有怎样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它终究是美国的一种意识形态。
四、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理论
政治学家，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所著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他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而最能证明这种形式的社会的完美典型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的传播网络最多，遍及全世界，所以，美国社会是未来社会的原型。今后，解决世界冲突的外交战略将不是“大炮外交”，而是“网络外交”，它的模式更加灵活和实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概念被日益广泛地接受，克林顿政府利用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机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力促这些国家开放国内市场，接受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全面、深刻地融入全球化浪潮。这样，全球化理论就被利用为将美国的意识形态鼓吹到全球的工具，通过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其价值观。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美国看来，这个过程将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可见，作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和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美国要的并不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的全球化，而是要使全球化变成“全球的美国化”(global America)。
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把西方尤其是美国传媒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全球化的大肆渲染，称之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理论鼓吹文化的同质化或普遍主义，否认特殊性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实际上是在宣扬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亦即美国文化中心决定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式的全球化模式“是一种宿命论，是一种投降，这是一种放弃责任的意识形态的基石”，它促使民族国家边缘化和国家主权空洞化。一些美国学者也指出，全球化是为美国建立“领导地位”服务的：美国领导着全球化的潮流，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向美国和西方开放市场，并在购买美国的商品、引进美国的资金的同时，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意义生产是由西方的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主导的。以美国为首，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更有强大的知识、学术、教育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支柱，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今全球化意义生产的主宰者。现在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念、符号、象征、形象，大都是由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意义生产体系制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表面上看，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趋于缓和，实际上，这一领域的斗争只是更加隐蔽、更加复杂罢了。躲在美国正式意识形态后面的非正式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它的形式和内容，这一点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的一面，然而，它所反映出来的精神实质却没有变。因此．在加快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的过程中，我们应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