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
所谓革命与改良，简而言之：
革命是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统治。
改良是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
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上层的代表。早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派别就同时出现了。不过，当时改良派因发动戊戌变法，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革命派。之后，随着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和不断发展的中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双方围绕着到底是使用革命的手段把军阀和帝国赶出去，还是用改良的方式来推动中国进步，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以《民报》和《新民丛报》这两份报纸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地，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甚广的论战。其实，这场论战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1906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因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引发了一小部分人群的讨论，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大规模讨论。
梁启超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主要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民太难驯服，总是挑起革命和战争，但是，他们却没有可以统治自己的能力，且成立共和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在这时发动革命的话，必然会招惹来国家政治动乱，给帝国主义一个趁机瓜分中国的机会。正是因为如此，今后的中国不能再出现三年以上的战争动乱，否则，中国将会遭受灭亡。
针对梁启超的意见，《民报》很快就在其四月份单独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出了相关的回应。
文章中列出了革命派认为必须弄清楚的十几个关于中国存在还是灭亡的根本性问题。此外，《民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和《新民丛报》讨论争辩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要不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要不要推翻封建等级制度，要不要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要不要推行共和制等社会核心问题进行辩论。并且，其内容还对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改良派观点做出了明确的批评和反驳。
在当时，《民报》的常驻政治家是汪精卫等人，这些人大多是清朝末期精英中的佼佼者。汪精卫是广州秀才们中的案首（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第一名的意思），另一位常驻政治家胡汉民，则是替举人们科考的枪手。据说，他的每一次替考都能考到第一名。在二十世纪初，胡汉民替代一对兄弟参加考试，结果，兄弟两人一起中举，使得胡汉民从中得到了至少六千银元，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
另外，因为“苏报案”一事被逮捕坐牢的章太炎，在牢期满后去了日本，接任《民报》编辑一职，使得《民报》突然之间名声大噪，十分畅销。
可以说，汪精卫、胡汉民和章太炎这三大才子只要动一动笔头就可以横扫天下。
他们的对手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丝毫不逊色于他们。这两人因为强力推行戊戌变法运动，被人们认为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很多知识分子在刚开始启蒙的时候，便受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听说，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因为心生敬意，对他们崇拜不已。
这场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参与进来的刊物非常多，一时之间竟轰动了知识界。通过这一次的论战，人们划分出了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区别。同时，这场论战还传播了民主科学的革命思想，为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当时，在内陆学习的高一涵回想起这次论战，他表示，在论战前最喜欢读的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等之类的刊物。在看到《民报》之后，他才意识到：
“中国的不强大、中国总是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中国国民难以驯服，总爱挑起起义和革命，而是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使得国民不得不站起来反抗。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建立起普遍民主的共和制，而不是维持专制独裁的模式运转国家。同时，必须进行种族之间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种族间的革命绝对不会妨碍和阻碍政治革命的进行。”
当然，革命与改良不是截然对立关系，有着相互促进的一面，很多革命者经历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化。近代社会的许多革命者，包括那些革命领袖们，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许多人曾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改良到倡导革命的变化过程。
由此看来，这场论战还开阔了知识分子们的眼界，促进了不同派别的思想进步。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没有1902年的这场论战，就没有此后辛亥革命的到来。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场论战的重要性，它的理性光辉照耀着过去和未来，为人们点起了前行的明灯。
参考资料：
【《中国政治思想史》、《汪精卫传》、《广西辛亥革命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