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孝聪，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
地图，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国家政权的统治或国际间的交往中，地图是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工具，在边疆领土产生纠纷的时候，地图往往成为法理斗争的依据。在中国王朝时期，长期没有明确的国界概念，统治者想要了解自己控制的疆域范围，单靠文字是解释不清楚的，需要使用地图来表现。所谓“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 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不过，并非地图上画出来的地方就都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反之，图上没有表现的地方也不见得就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所有。解读地图的关键是必须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一幅地图的编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之间在黑龙江雅克萨发生战事，战后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时，由于清廷代表携带的中国传统画法绘制的舆图无法提供准确的黑龙江流域的地理情况，而俄国人拿出经过测绘的地图，虽然也并不很准确，但至少在双方控制地的表现上是很明确的。康熙皇帝得知后感觉很懊恼，于是动了进行一次全国大地测量的念头。从康熙四十七年起至五十五年止，历时近10年，中国官员和西方传教士一起完成了全国大地测量，编绘出《皇舆全览图》。届时由于掌控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权力的策妄阿拉布坦对抗清廷，阻止清军进入哈密以西，因而天山南北地区未能测绘制图，康熙《皇舆全览图》最初的木刻版28幅地图，其西界仅到哈密，缺哈密以西的天山南北地区。此后的康熙五十八年复刻本32幅地图，增加了《拉藏图》《冈底斯阿林图》《牙鲁藏布江图》《杂旺阿尔布滩图》4幅。其中《杂旺阿尔布滩图》基本覆盖了天山东段南北的新疆大部分境域。在图上天山以北标出七台（今奇台县）、几母塞（今吉木萨尔）、乌鲁母齐（今乌鲁木齐）、盔吞（今奎屯）、京（今晶河）、察罕鄂模（今察罕塞拉木池?）、波罗塔拉鄂模（今布勒哈齐池）等地。天山以南描绘了洛普鄂模（今罗布泊）、塔里母（木）河，标出土鲁番、苏巴西（今苏巴什）、阿克苏等地名。该图可能系康熙五十六年富宁安分路进袭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时，费隐等人随军测绘，尽管画了经纬网，但是山川、城址的位置并不准确。康熙五十八年，马国贤（Matteo Ripa）镌刻铜版拼接图呈给康熙皇帝时已经显示了这一测绘成果。
雍正时期，中俄双方关于在哪里设立贸易地点产生分歧，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地图的重视。沙俄希望在张家口设立贸易场所，清朝则希望贸易点距离北京要远一些，最后贸易地点确定在恰克图。在谈判交涉过程中，雍正皇帝对沙俄使节来华的路线不清楚，要求其弟怡亲王允祥向西方来华传教士了解俄国人从圣彼得堡经过喀山至恰克图来华时走的具体路线，绘制成图以备查阅。所以，雍正时期根据传教士的资料绘制的《皇舆全图》和《天下舆图》包括了西伯利亚甚至波罗的海等北方广大地区，但是图上画的那些地方并非就是中国的疆域。
类似的情况到了乾隆时期又再次出现。乾隆朝清廷两次用兵，平定天山南北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木之叛乱，乾隆二十四年终于完成将天山南北统一于清朝版图之内的大业。在两次用兵过程中，皆遣官分道测量，载入舆图，添画新辟土宇，以成昭代典章。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一年第二次进军伊犁时，刘统勋、何国宗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傅作霖（Fe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等奉上谕随军测量晷度，绘画 地图，“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谘询睹记，得自身所经历汇为一集”。第二次是乾隆二十四年天山南路回部平定以后，傅作霖偕高慎思重赴新疆，与明安图等继续完成天山南路的测绘，于二十六年绘成西域全图，交军机处方略馆，定名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可是由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的《西域图志》所附地图却未画经纬网，此后由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原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补这些新绘制的新疆地图，以及新绘西藏等地图，编成由经纬网控制的《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地图），镌刻成104块铜板刊印。乾隆朝《皇舆全图》的西界已经到达里海和黑海，当时，哈萨克请求内附，未被乾隆皇帝接受。乾隆皇帝认为：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凡属准噶尔所属之回部之地，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使奏闻，以资采辑。所以，乾隆朝《皇舆全图》也覆盖了从西天山至黑海之间，哈萨克、布鲁特及诸回部和土尔扈特部回归前的放牧地，这些地方并不能视为清朝的疆域。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杂旺阿尔布滩图》
由此可见，对康雍乾三朝编绘《皇舆全图》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而不能仅仅就地图覆盖的地域和内容来论说。
宣统元年，两广总督张人骏着力经营西沙群岛，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副将吴敬荣等率领清水师官兵及勘测人员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巡视西沙各岛礁，命名岛屿，绘制地图，竖旗勒碑，以明示领土主权。七月，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根据李准巡海带回的测绘资料编印《广东舆地全图》，其中《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显示了西沙群岛的18座岛屿。宣统三年清朝广东省府宣布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三亚市）管辖。清廷将李准巡海的成果反映在官方印制的地图上，明确显示西沙群岛归属中国广东省政府管辖，对中华民国前期的地图如何表现南海诸岛影响深远。
1933年，法国人侵占中国南海的九小岛，引起中华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促使中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等官方机构组成的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南海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的名称。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关注、探讨我国在南海的疆域范围，并通过地图来表现。1935年4月，由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南海诸岛的实地测量，并于同年由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开出版了地图。这一代表国家行为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公开测图，对中国民间出版单位绘制地图产生很大影响，此后涌现出一批对中国南海海疆有新的描绘和标注的地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作为同盟国的中国政府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礁，驻军、勒石立碑。1947年11月由内政部方域司编制《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明确标绘出断续的海岛归属线；12月内政部方域司制版。1948年2月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所附《南海诸岛位置图》对南海各岛屿名称和断续线有了固定的表现形式。凡是由中国政府编制的全国地图或南海诸岛图都是对中国领土和海疆主权的明确宣示。
以上的一系列事例，都反映地图有这样的功能：以图明史，即用地图来表现历史的空间；以图证史，即用地图证明文字记述不清而实际存在的史实；以图补史，即用地图补充文献档案缺漏的史实。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表明地图的作用，叫做“文以载道，图以明志”。文以载道，说的是用文章来表达一定的思想、道理，也可以理解为以文字记载历史人物事迹和典章制度。图以明志，则可以理解为用地图来表明国家的意志。譬如：疆域地图，表明国家对领土主权的拥有；政区地图，反映国家对各级行政区域实施的管理；城市地图，表现国家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城镇规划建设的形制。至于国家的名山大川、湖泊、沿海岛屿、道路津渡，以及人工修筑的长城和运河，都要在中国地图上表现出来，难道不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吗？以图明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的；文以载道，图以明志，则是从地图的政治含意上的阐释。
基于以上的原因，大家很重视对过去时代绘制的地图的研究。古地图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把古地图作为研究对象，属于地图史的研究。将古地图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需要分析地图编制的背景，阐述地图表现的内容，考订地图绘制的年代。这里的“年代”，实际上又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制图人绘制或刻印地图的年代，第二层是地图内容反映的年代，一般而言，地图内容表现的年代要比绘制时的年代更早。当我们将地图作为研究对象时，应当十分清楚这两个“年代”的时间差，然而在现实古地图研究中却往往将其混淆。这是因为西方地图的绘制人、出版者和绘制年代,往往直接标注在地图上面，而中国古代地图大多没有，这就给我们作地图史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也需要地图史的研究者们多下功夫。
对古地图研究的另一个层面，是将古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地图与文字档案、典籍一样，是当时人绘制或刻印的，具有即时性，是第一手的史料。将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层面，目前我们在这个层面的研究，相较于地图史层面，似乎更为欠缺一些，真正用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将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仅仅依靠地图是不行的，古地图研究必须与文献、典籍和档案结合起来相互参照勘合。古代中国的图书典籍是按经、史、子、集分类的，地图归于史部地理类，与典籍密不可分。例如：《元和郡县志》，书名最初是《元和郡县图志》，地图亡佚之后，才简称《元和郡县志》。又如：明代许论编绘的《九边图》，是与《九边图论》一起呈给嘉靖皇帝的。很多清朝官府编绘的地图，更是由各级地方官员以题本的形式逐级上报中央朝廷，或以奏折直送御前，文字叙述部分与地图原本是合为一体的。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府对图档收贮时，没有将文字档和地图分开。可是，今天我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却按照欧美国家的图书分类法,把文字部分、图画、地图或照片分开保存在不同部门。我曾在大英图书馆地图部参与中文地图编目工作一年，又曾两次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帮助编辑中文古地图目录，发现他们都把地图和同一事项的文字资料分别收藏在不同的部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作地图史研究的人，可能往往只看到了地图，而忽略了与地图原本属于同一个整体的奏章、题本、呈文、奏折等相关文字资料，给古地图的考订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建议收藏古地图的单位尽可能寻找与地图内容、时代、事项相近的文字资料，使之复原成完整的图文一体，然后再做数字化处理。我不赞成在没有深入探究制图背景的情况下，就图而论，诠释地图上的内容；我也不赞赏借助西方思想史的理论或当下图像史的分析方法，主观臆断地解读近代实测经纬网地图出现以前用传统形象画法绘制的中国古地图。
用传统方法绘制的中国古地图受到重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把原来深藏在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书库内的地图用照相的办法披露出来，经过考订,编写成图文兼具的中国古代地图图录。倘若没有这一工作的开展，古地图的研究始终不能起步，古地图也许会一直沉睡在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里。这项工作的开创者，是已故的曹婉如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他们的工作成就即众所周知的3册《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册收入元代以前的地图；第二册收入明代的地图；第三册收入清代的地图。这3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从地图史角度选出有代表性、标志性或唯一性的地图，并印出比较清晰的图像，进行文字著录，内容涉及地图的编绘者、编绘年代、内容、绘制手法和收藏地。对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古代地图，写出了研究性的论文。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学术价值非常高，为中国地图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方向。在谈到中国古地图研究时，我们不要忘记曹婉如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长期以来，地图被当政者视为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利害的资料，秘不示人。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依然不肯把他们收藏的古旧地图拿出来供学者们研究，更不用说向世人公开了。这就使得学者们无法在中国国内看到数量众多且完整的历代绘制的地图。所以，学者们不得不把古地图研究的目光转向海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地图陆续被披露。笔者率先进行海外中文古地图的搜集、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继踵而来对此项工作做出优秀成果的研究者，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西南大学蓝勇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钟狮教授。从1991年至1994年，李孝聪利用到国外交流进修的机会，遍访欧洲各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先后在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意大利地理学会、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等单位开展中文古地图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并将过眼的欧洲主要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地图，逐一著录，1996年出版了《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书。2002年，李孝聪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为该馆整理其收藏的中文古地图，2004年出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一书。由于这两部地图目录书的著录方法，是他和欧美地图史学者切磋设计而成，并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著录，使国人首次获得海外收藏中文古地图的大量信息,也引起海外学者的重视，为怎样寻找和整理海外收藏中文古地图创立了著录凡例。华林甫同样利用到英国交流的机会，发掘了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侵华英军劫掠的清代官署保存的地图，经过整理研究后出版了《英国国家档案馆度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此后，华林甫等又搜集、整理、出版了《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齐鲁书社，2015年），这两部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有助益。蓝勇在编制《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5年）的同时，赴海外搜集重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古旧地图，出版了《重庆古旧地图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钟翀广泛收集海内外现存的上海城市地图，出版了《上海城市地图集成》（孙逊、钟翀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上述中国学者的工作不仅公布了海外收藏的中文古地图，作了地图史的研究，还以这些古地图为史料，研究了与地图内容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今天来看，虽然还有不少外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古地图收藏没有被披露，但并非任何一座海外藏图单位所藏中文古地图都值得编纂成图录。今后，再做此类调查工作，需要关注中文古地图收藏比较丰富的机构，譬如：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图书馆、日本各馆的藏图。至于藏图不多而且缺乏特色的外国藏图机构的地图，不一定值得全部出版，因为其藏品可能与已经出版的图录有很多重复。这就需要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下功夫去了解海外藏图机构藏品的来源和特色。另外，某些私人藏图也值得关注，特别是一些罕见的有代表性的藏图。
今后，关于古地图的研究，应该加强对现存古地图的分类整理与研究，将古地图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工作，更需要加强和深入。利用古地图研究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中国的边疆问题，中国的海疆问题，复原中国历代道路和城市结构，特别是有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亟待分析阐述。国家已经出版了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大地图集》专题各卷也正在陆续出版，这些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主要是利用典籍文献，没有来得及利用古地图表现的内容，今后这项工作要补。此外，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逐渐广泛，如何利用GIS推进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需要地理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进一步做细致踏实的工作，期待这项工作取得进展。
加强中外地图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地图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要了解外国人不同时期绘制中国地图的资料来源，探究外国人曾经看过并利用了哪些中国古地图的资料。我们应该加强同一地域、同一时代、同一主题内容的中国地图与外国地图的比较研究，分析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探索外国制图师对中国的观察视角。
古地图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使地图上的某些内容并不与今天的认识相适合，也没有必要藏起来不许阅览。尤其是批量印制的地图，国内藏起来不许人们看，难道外国就没有收藏吗？所以，对客观存在的古地图没有必要采用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反而应当充分研究那些似乎不合时宜的地图，努力分析有哪些内容对我们不合适，为何出现这个问题，以取得正确的阐释。
随着人们出行的增多，地图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伴侣。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方兴未艾，需要几代人不断的努力，需要更加细致、踏实、务实的工作。
注：
1.封面图片为2002年李孝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华盛顿时报》报道。出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
2. 《杂旺阿尔布滩图》原文无，为编者推送时插入。来源Regis, J. B., Kangxi, E. O. C., Fuchs, W. & Jartoux, P. (1941)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 Peking, Verlegt bei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Map]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编辑：文静 朱国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