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说，古籍目录是记录古籍的账簿，并且形式多样，既有只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信息的简明目录，又有记录了后人题跋题款题识及行款和版框尺寸的善本目录，还有详略不同的提要、叙录、书志型目录，乃至配备了古籍书影的图录型目录。古籍目录形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是要更加客观、全面的揭示古籍。编制得体的古籍目录，能够促进古籍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发展；反之则会起到迟滞、阻碍的作用。因此，古籍目录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编目质量和服务功能，以适应古籍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发展需要。我想就当前古籍编目和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古籍目录应该重视配补本
近几十年来的主流古籍目录，在著录宋刻残本配补它本古籍时，往往只标注宋刻本的行款及尺寸，即使宋残本占比很低的古籍，仍旧如此。例如《外台秘要方》，存三十六卷，宋刻本只有五卷，其他三十一卷配补明、清抄本；《王黄州小畜集》宋本残存仅三分之一，其他卷配补清呂無党吾研斋抄本；《王建诗集》十卷，七卷为清抄本等等。由此延伸，一些影印古籍的牌记，在标注底本时，遇到宋刻配补它本时也是仅标注宋本，不言其他。此类与实际使用底本大不相符的牌记，非但起不到版本提示作用，且有误导读者之嫌。究其原因，与传统古籍编目思想中的“佞宋”情结不无关系。（图1-3）
因各种原因，不少宋刻本到元明时期已残缺不全，为其配补者大多为明清时期的藏书家和学者。明清距宋较近，与残缺古籍有关的文献资料远比今日丰富，配补起来比较容易。所配缺卷的来源大致有三类，一是其他宋刻本或元刻本、元抄本；二是影宋刻本、影宋写本；三是直接或间接源自宋本的明清刻本、抄本。仅以《中国版刻图录》所收宋版书为例，共计191种，残缺者94种，将近一半；残缺的94种经配补者41种。此41种配补本之单行本已佚，仅靠所著录的本子而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佞宋思潮下的古籍书目著录方式，亦延及明清本古籍，对配补之书均不注行款尺寸。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记载，该馆配补本古籍善本总数不下370多种（不足一卷的散叶不计），并且其中多数原本已佚。这些配补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有些甚至超过了著录本，是中国古籍发展史和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六卷，残存后三卷，卷一至三配补元抄本。重要的是，此残宋本有明代影刻全本；配补之元抄本抄自另一宋刻本，文字有所不同，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图4-6）元至元二年碧湾书堂刻本《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十卷，卷六至十配元刻吕祖谦音训本，亦属稀见本，国图仅此一本。索书号为2461的宋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系傅增湘珍藏的“双鉴”之一，竟然配补了其他五种宋刻本，其中十四行本、十五行本各一种，十六行本两种，均系国图孤本。此类情况还有许多。然而，因古籍书目的著录未加重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的配补本，均未计入国图古籍善本总数之中），相关古籍图录亦不提及，致使这些珍贵史料长期信息不明，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古籍目录应该标注古籍的开本尺寸
古籍目录是什么时候开始著录版框尺寸的，我没有考证过，但1912年印行，缪荃孙编纂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便对宋元本标注了行款和版框尺寸；1919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四部丛刊》，牌记中标记了影印底本的版框尺寸；1928年出版的《盋山书影》著录了所收古籍的行款和版框尺寸；1941年出版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也标注了版框尺寸。古籍目录著录行款和版框尺寸，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目录的使用者，尤其是见不到古籍原书的使用者，提供了快速区分古籍版本的捷径。但近几十年以来的主流古籍目录，非但著录版框尺寸的甚少，并且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著录古籍的开本尺寸，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现代图书版权页中必须填写的一项就是开本尺寸，古籍编目也不应例外，需要尽快标准化。再有，图书制作前的装帧设计，首先要决定的也是开本。中国古籍难道与此不同，刻印者不用考虑书的大小，只需制订版框的尺寸？显然不是。回顾中国书籍发展史，再与西方相对先进的近现代书籍比较，二者的发展脉络大致相当，并无明显差别。只是以往的版本研究和编目者，忽视了古籍制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装帧设计。
现代图书的装帧设计，是对一部书的整体设计，其中不仅包括封面设计，还包含了正文的版式设计：多大的开本、多大的版心，版心与成书尺寸的比例、相对位置等等，不仅是设计者十分重视的元素，也可能是作者、出版者的独出心裁。古籍也是如此，开本大小、版框尺寸、字体、字号大小、行款，都是古代刻书者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图书的内容、读者对象及刻印者的身份、审美观、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很有讲究。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春秋经传》，开本尺寸高约41.7厘米，版框高却是21.3厘米，仅占成书尺寸的一半多一点。除天头地脚外，书叶左右的空白面积也很大。版框内字大行稀：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如此做法颇费纸张，但却显得疏朗大气，赏心悦目，极具特色。更有甚者，宋刻本《国语》，版框尺寸高21.8厘米，宽15.4厘米；开本尺寸高45厘米，宽31.5厘米，高度和宽度均为板框的两倍有余，书叶留白面积是版心面积的3倍多；元刻本《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每叶版框高15.5厘米，宽10.1厘米；开本尺寸高42.6厘米，宽28厘米，高度和宽度接近板框的三倍，书叶留白面积多达版心面积的6.6倍。（图7-9）在现代书刊中，小版心大面积留白，也是常用的一种设计风格，这种风格往往与图书的内容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如果古籍书目只标注版框尺寸，不注明开本尺寸，就显示不出应有的版面效果，原书的装帧设计理念也就无从说起。古籍书叶大面积留白的异类版式，是一种艺术表现特征，在古籍中虽属少数，却也有一定的数量，具有代表性的如宋刻本《论语集说》《欧阳文忠集》，元刻本《古文会选》《金史》《叶先生诗话》《周书王会补注》，明刻本《周易本义》《淮南子》《水经》《新刻官板周易本义》，清刻本《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涧泉日记》《列子解》《孟子外书》《南楼吟稿》《歐香館集》等。（图10-25）这些版面设计特异的古籍，只有同时参照版框和开本尺寸，才能知晓。古籍中有一种开本很小，便于携带的巾箱本，仅从版框尺寸是不能判断出来的。例如版框很小的《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开本很大，就不是巾箱本了。
注明古籍的开本尺寸还有一个用途，有利于辨别一种古籍不同的印次。图书的版次和印次，是现代图书版权页中需要标明的重要数据。古籍的版次，有时在该书的序跋或木记、牒文中有所表述，印次则难以判断。古籍目录如果在标注版框尺寸的同时注明开本尺寸，就会对印次的区分提供很大帮助。因为古籍印版只设定了版框以内的尺寸，每一次刷印时，书叶的尺寸可以根据用纸的大小而改变。例如，宋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元明递修本《临川先生文集》，国图藏本与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开本尺寸差别较大；宋刻宋元递修本《陈书》，国图本与南京图书馆藏本开本不同；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道园遗稿》，国图藏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开本差异较大；国图藏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辞》，索书号9851与9852的本子开本差别较大；国图藏明嘉靖十四年吴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书号3903藏本与11933号藏本开本尺寸差别较大；日本内阁文库藏，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苔岑集》，与日本东北大学藏补修本，开本尺寸差别及较大，均可能不是同一个印次的本子。（图26-31）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当然，如遇“金镶玉”本子，就得分别测量原书和改装之后的尺寸了。
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图录，大多是去除了图像底色的“白纸黑字”书影，所收古籍开本的大小雷同，等于未注开本尺寸。个别制作精良的图录，采用灰度模式印刷，可以直观显示原书的开本大小，但制作者往往将版框以外的部分裁掉，原书的开本尺寸也就无从可考了。例如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就是如此。该图录内容精到，采用铜版印制，质量甚佳；然而切掉版框外余纸后，失去了古籍原貌，部分藏书印也被淹没，殊为可惜。（图32-34）《中国版刻图录》亦将版框外部分余纸裁掉，非但丧失了古籍原貌，甚至个别藏书印和后人题跋也因此湮灭。不仅古籍图录，当时的影印古籍也如此。民国初年董康影印的第一部古籍《刘梦得文集》，请日人小林忠治用珂罗版印制，灰度印刷层次丰富，质量甚佳，不足之处也是裁掉了版框以外的余纸。（图35）从日本那一时期的古籍影印图书来看，似未发现此种情况，大概是国内同行特有之意识吧。总之是不重视古籍版框以外的内容。此种意识从本质上看，就是忽视了古籍叶面上的“纸色信息”。这种认知源于照相技术发明前，人们复制古籍时只能采用影刻和影写的原始方式，将底本上的文字、版框等复制下来；纸色的变化等繁复信息无法复制，只能放弃。所以不惟版框以外的余纸，即使版框以内，文字、框线栏线以外的空白处，均不予重视。这种观念导致我们对古籍原貌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影响到影印图书的制作方式和质量。下面就简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三、如何理解和保存古籍的原貌
古籍原貌分为初始状态下的原貌和现存状态下的原貌。所谓初始状态，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状态：纸白字黑，版面整洁无瑕。现存状态，是指历经千百年后，古籍的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甚至破损，其叶面从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变成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现存状态下的古籍原貌，保存了文字、版框、钤印等信息的同时，还保存了岁月留在书叶上的痕迹，即“纸色信息”：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破损，后人修裱、补写文字，甚至挖改造假等等。古籍书叶上的岁月痕迹，是我们研究古籍变迁、辨别版本的重要依据，古籍图录和那些传本扬学的影印古籍，均应保留。
在古籍影印领域，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要求保存古籍原貌。问题是，我们在影印古籍时，应该保存哪一种古籍原貌，是白纸黑字的初始原貌，还是叶面信息丰富的现存原貌，分歧较大。不幸的是，数十年来，传统、主流的古籍版本学者，大多支持前者，即保存古籍初始状态的原貌。他们认为古籍的原貌必须纸白字黑，文字、框线以外的岁月痕迹，是冗余之物，必须去除，将叶面恢复到刻印之初的面貌。这就是古籍（或民国文献）影印时，必须“去底色”或“去脏”的理论依据，也是近几十年来，大量影印古籍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
须知，现存状态下的古籍原貌是不可逆的，去除底色翻新叶面的同时，必定会伤及文字，使原先笔画较浅的文字更浅，甚至消失；原先笔划较多，墨色重的文字糊成一团。（图36-43）还有，不少古籍叶面已残缺不全，如果去除底色翻新后，又不修复残缺的部分，岂不是新瓶装老酒，自相矛盾？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只有彩色或灰度印刷才能更好的保存古籍原貌，保证影印图书的质量。（图44-45）
四、关于影刻本和影抄本的定义
影刻本和影抄本是中国古籍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版本，其中尤以影宋刻本和抄本名气最大，数量最多，经常出现在古籍善本书目中。它们是如何制作的？以往论者，甚至官方文件，大多陷于“覆纸影摹”的误区。如解释影刻本云，依据某一底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再行雕刻木版，经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古籍传本。此定义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首先，清晚期大量影刻古籍采用了照相技术，印出纸样直接覆版雕刻。例如《古逸丛书》之《玉篇》，原本为日人柏木探古藏，相传为唐宋间物，柏木秘惜殊甚，承柏木提供照相本，始得刊入《古逸丛书》。当时日本以照相法复制翻印古籍盛行，技艺精湛，《古逸丛书》成书快质量高，当普遍采用照相法，绝不止一部《玉篇》。（图46-47）照相法影刻旧籍不仅仿真度好，效率也比手工摹写高得多。著名版本学家张元济先生在《四部丛刊例言》中说：“近代影刻旧本，如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改小原书（重刻明嘉靖本《周礼》），黎庶昌《古逸丛书》移动行款（《杜工部草堂诗笺》），兹编力矫斯弊，识者鉴之。”先生所言，批评黄、黎二人擅改原书版式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了两点：其一，《士礼居丛书》中的《周礼》和《古逸丛书》系影刻之书；其二，照相术发明之前，影刻之书（《周礼》）便可缩小原书尺寸，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影刻的工艺并非覆纸影摹一种，因为覆纸影摹不可能改变原书的大小。
其次，用“底本覆纸影摹”的方式也许存在，但数量极少。因为明清时期的宋版书已成稀罕之物，用能够透过文字的（薄）纸，直接覆在书叶上描摹，极易渗墨污染底本。而且线装书不易铺平固定纸张，遇订口较紧的书更难操作。为此，多数情况下会采用非接触式的摹写法复制原书，如“对临法”。华蕾《古倪园本<</span>梅花喜神谱>刊印考》一文说：“袁廷梼在转模宋本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手法：……花蕊用的是对临，所以有时连数量都有出入”（《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6期）。所谓对临法，就是非接触描摹法。其实花蕊与宋刻出入大，也未必由对临法造成。
那么非接触式描摹，如何保证影刻之书的行款尺寸和字形与原刻大体一致呢？《刊印考》以为：“格纸抄书早已蔚然成风，而袁氏贞节堂也印制过数种不同的套格纸抄不同的书。笔者猜想，影模《梅花喜神谱》时袁廷梼可能也是先制作了套格纸，然后才着手临字、花和版心、鱼尾。”此说非常有理，“套格纸”临摹，与今日练习书法时采用的回字格、九宫格、米字格等“格临纸”，功用相同：按照原刻版式、文字尺寸制作出两套“套格纸”，即可将文字的间距和笔画的位置定位，“对临”出与原刻一般大小的复制品，即使缩放也不在话下。
除了标明影宋刻本的版本以外，还有一类“仿宋刻本”，也是采用对临法翻刻的，效果不比影刻的差。此类书甚多，这里仅举一例，清嘉庆九年孙氏五松书屋和清光绪元年洪氏仿刻的《说文解字》。二者仿刻的祖本均为国图藏宋刻元修本。光绪本又转刻于嘉庆本。用国图藏宋本和清代两种坊刻本对比可以发现，仿刻本不仅与宋本版式相同，字体也极相似，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了不少影宋刻本。这又说明了影刻本，不必覆纸影摹，以及影宋刻本与仿宋刻本具有相通之处。（图48-55）
再说影抄本。以往对影抄本的传统解释是：依据某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而成，又称影写本。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对此，沈津先生在与我探讨影抄本的工艺时说：“我有同感，如影宋抄本，我前一阵一直在思考疑非覆盖其上，而是临仿，我所见的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纸张多非薄纸而似皮纸，且上蜡砑光，更难影蒙宋本之上，即使是薄纸，那下面可是宋本，墨浓渗下又怎样处理？以我所经眼者，当非影抄，况明清两代写工多习仿宋，实在临仿为小菜一碟。我请国图朋友又去库房调阅，也证蒙于其上不大可能。”此后我也查阅了大量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全部为不透字的厚纸，证明覆纸影摹的抄写方式极少存在。
又，毛晋曾影抄宋版书数十部，对质量要求极高，但晚年遭遇战乱，高手难觅，影抄残宋本《杜工部集》时，只得以“苍头”刘臣操笔为之。后毛晋将此本《杜集》授予其子毛扆时曰：“其笔画虽不工，然从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计数，要必以此本为祖也，汝其识之（上海图书馆藏《杜工部集》毛扆跋）。”毛晋以为，影抄之“不工”并不影响其“从宋本抄出者”的价值。此例也从侧面证明，影抄宋本并非覆纸摹写，而是依靠写手临摹原本抄写的，而此才有了写手水平“工”与“不工”之分。
以上谈的都是传统古籍目录及相关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问题远不止这些。我以为，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日，传统的古籍目录学，乃至古籍版本学，亟需接受新观念、与时俱进。至少，我们的古籍编目和版本学研究，应该充分借鉴现代图书编目和书史、出版史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不断开阔眼界，才能跟上形式的发展。
图1 宋刻本配补明清抄本《外台秘要方》影印牌记
图2 宋刻递修本配补清吾研斋抄本 《王黄州小畜集》影印牌记
图3 宋刻本配补清抄本 《王建诗集》影印牌记
图4 宋刻本《图画见闻志》 卷四
图5 元抄本《图画见闻志》 卷1
图6 明影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六卷 卷一
图7 《春秋经传》大面积留白
图8 《国语》大面积留白
图9 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大面积留白
图10《论语集说》大面积留白
图11 《欧阳文忠集》大面积留白
图12 元刻本《古文会选》大面积留白
图13 元刻本《金史》大面积留白
图14 元刻本《叶先生诗话》大面积留白
图15 元刻本《周书王会补注》大面积留白
图16 明刻本《周易本义》大面积留白
图17 明刻本《淮南子》大面积留白
图18 《水经》大面积留白
图19 明刻本《新刻官板周易本义》大面积留白
图20 清刻本《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大面积留白
图21 清刻本《涧泉日记》大面积留白
图22 清刻本《列子解》大面积留白
图23 清刻本《孟子外书》大面积留白
图24 清刻本《南楼吟稿》大面积留白
图25 清刻本《歐香館集》
图26 宋刻《临川先生文集》国图藏本 （左）、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开本比较
图27 宋刻本《陈书》 国图藏本（左）、 南图藏本开本对比
图28 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道园遗稿》国图本（左）、北大藏本开本对比
图29 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辞》国图藏本9851（右）、9852号开本对比
图30 明嘉靖十四年吴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国图藏本3903（左）、11933号开本对比
图31 清刻本《苔岑集》日本东北大学藏补修本（右）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开本对比
图32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
图33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2
图34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3
图35 董康影印之《刘梦得》文集
图36 《老子道德经》现存状态原貌
图37 《老子道德经》初始状态
图38 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现存状态原貌
图39 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去除底底色后，初始状态原貌
图40 《东家杂记》现存状态原貌
图41 《东家杂记》去底色后，墨色深的文字糊了
图42 《毛诗》原图文字均可识读
图43 《毛诗》去底色后，墨色浅的笔画消失了
图44 《通典》1 残破，翻新后不伦不类
图45 《通典》2 残破，翻新后不伦不类
图46《古逸丛书》玉篇
图47 《古逸丛书》尔雅
图48 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1
图49 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2
图50 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3
图51 清嘉庆九年孙氏五松书屋仿宋刻本《说文解字》1
图52 清嘉庆九年孙氏五松书屋仿宋刻本《说文解字》2
图53 清嘉庆九年孙氏五松书屋仿宋刻本《说文解字》3
图54 清光绪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说文解字》1
图55 清光绪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说文解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