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召开“盐铁会议”。在这场“法儒”之争的会议中，最终以支持法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失败而结束。
在这场会议中，儒家人物连带着这将吴起、商鞅、李斯等历史上的法家一并攻击，司马迁更是受其影响，评价商鞅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 商君列传》。自此商鞅“刻薄寡恩”的形象被人们深入骨髓，甚至后世很多人连同着将商鞅的功绩一并抹杀，不愿提及。
“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秦怨商鞅之法，甚于私仇，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东坡·司马迁二大罪》
今天笔者就从当时秦国的的国情以及后世人们对商鞅评价的出发点来分析，为何商鞅会落得一个“刻薄寡恩”的评价。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在这乱世之间，诸侯之间的争斗早已到达了水深火热的地步。在商鞅变法之前，吴起变法、李悝变法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这些变法皆为法家之变法，这正好验证了这个时期各国需要杀伐，需要强兵的主旋律。而儒家主张仁政、反对杀伐，他们注重人们的德行教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心中的恶念。当然，这种方式确实有利于长远之计，然而若完成这种目的所耗费的时间着实久远，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
秦国地理位置偏僻，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以至于逐渐被其他诸侯国孤立，在外交上无法寻得盟友，自然会成为其他诸侯国眼中的“软柿子”，魏国屡次率兵攻打秦国，秦国数次战败，舍弃河西等地。也正是因为地处偏远，老秦人几乎都拥有着半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这就导致了他们民风彪悍，私斗之风比其他诸国尤为严重。种种内忧外患之下，秦国如同风雨中的一叶扁舟，在洪涛波浪中随时都有被吞噬的风险。
秦孝公为秦国的现状深感不安，他意识变法的重要性，只有变法才是强秦的唯一出路。因此他求贤若渴，许以重大条件招募人才，最终当商鞅入秦后与之“语数日而不厌”。
一、商鞅为何要“酷刑”。
变法并不是“以为然”，若没有切合实际国情并针对性实施的变法，都将是空城大梦，商鞅就很好的洞察到了秦国的实际情况，然后制定变法。
商鞅执行变法时最首要的一步就是强调“君权至上”，使君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为商鞅接下来的行动不管是针对士族还是百姓，都将是一场强制性的措施，每一个行动都将牵动整个多家的神经，需要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才行。另外，商鞅变法针对的范围包括整个朝堂，而“刑不上大夫”是每个国家的一条潜规则，在商鞅眼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战国时期这个老士族关系网错综复杂的时代，上大夫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君主倘若没有绝对的权利，将处处受到制肘，变法将寸步难行。“君如青山、我如松柏”这句话就是在商鞅、秦孝公以及秦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写照。只要秦孝公这个“青山”能够在背后支持他，那么商鞅就有能力在这刺骨寒冬中依旧保持着苍茫。
后世之人对于商鞅的诘难点基本上在其刑罚严苛上。“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是《汉书·艺文志》对商鞅酷法的评价。不可否认，商鞅制定的法令确实是非常严厉，商鞅为了加大刑罚的残酷性，增加“凿颠、抽胁、镬亨、戮、弃市、磔、定杀、黥、劓、斩左止、足、宫、笞、髡、完、迁、赀”等等等等种类繁多的惩罚手段。因为在商鞅眼中“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只有加大犯罪成本才能使人不敢触犯法律。另外“连坐”也是商鞅重型中的一个重要惩罚方式，“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什伍连坐法）。只有“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只有规范了国人行为标准，接下来的变法才能顺利实施。
前面提到，秦国民风彪悍，私斗成风。商鞅为了改变这一现象，采取了“弱民”以及转移群众注意力的方式。需要在这里点明一下，“弱民”并不是指使百姓“迂腐”、“弱小”，而是针对秦国民风彪悍这一特点专门制定的压制政策，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以强制强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解决民风私斗问题之后，商鞅变法才进入到主题：“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粮食与对外战争是衡量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因素。
商鞅对人心看的很透彻，“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是人之本性，只有赏罚结合才能既约束百姓的行为又能调动其积极性。为了鼓励耕种，商鞅颁布“垦草令”，推出了鼓励人民积极垦荒务农的20 多种办法，以奖励为诱导，使百姓们主动耕种。（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放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商君书》）为了配合“垦草令”，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封疆”，将士族手中的土地收归国有，最终使百姓都能够合法的拥有土地，加上“垦草令”的奖励，百姓们耕种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对外战争方面，商鞅也是采用的奖励制度，设立军功制，“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田，这样能转移秦人好斗的注意力，让他们以军功获得爵位，还能以合法的手段架空宗族世袭制的特权，变相的削弱的秦国老士族手中的权利，可谓一举两得。
最终，在商鞭变法这种“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强压之下，秦国逐渐富强，最终为秦始皇一统六国打下基础。
二、司马迁究竟是抱有那种心态来评价商鞅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他不是以人物对历史的贡献上去评价，而是习惯以人物道德方面的优缺来进行判断。司马迁虽然并未抹杀商鞅的功绩，但是对于商鞅的为人却用很多的篇幅来描写：“天资刻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伤残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史记》中否定商鞅的描述可谓不少。
不过通读《史记》，我们不难发现一点：除了商鞅之外，司马迁将李斯、吴起、晁错等法家人物统统批评了个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司马迁对于法家人物的批判来源于他自身崇尚儒家反对法家的原因？
儒家讲究德行教化，每个时代都其主旋律，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混乱，使用儒家慢慢引导百姓积极向善显然是不实际的。司马迁评价商鞅变法为“可以行一时之际，而不可长用也”，这一点固然没错，但是上天根本就不给秦国太多时间，他们也等不及用德教感动世人。
自古乱世需强权、盛世需平和，汉朝时期天下稳定，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优势逐渐就展现了出来。人们生活在一个温和的世界，他们体会不到战乱时期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感觉。自然需要对酷刑轻礼的法家口诛笔伐，因为这般才能显出儒家的首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