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贞铭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100多年前，尼采对当代人的无谓匆忙深恶痛疾，也感慨学者一再地堕落，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抗争口号。时过境迁，尼采这句话依然闪烁着光辉。今天，站在我们共同走过的时间渡口，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我认为，当下的有志青年面对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去“克服”，而且要主动去承担这个时代的痛苦，进而开创出新的风气，导引这个时代。
关于“时代”，最为经典的，莫过于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写下的：“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人在时代中，当然深受时代的浸染与裹挟。在过去，我们很多人饱经战乱流离之苦，身不由己地背井离乡，跨过“巨流河”，走向“大江大海”。再后来，我们经历了经济建设的兴起。
这期间，虽然社会言论开始勃发，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品质的衰落、理想主义的稀薄。
在走向现代与自由的道路上，又有谁能够确定，我们已经完全地摆脱了这个时代的奴役与桎梏呢？更何况，在当今资讯泛滥、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知识越发缺乏，智慧更是稀有。
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的确多少找到了些“克服”的方法，那就是我们逐渐学会了反思，开始尝试去批评，要么就是嘲笑与调侃，再不行索性就逃离，如今的年轻人大多愿意去过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的舒适生活。曾经我们“什么都信”，如今我们开始“什么都不信”，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看衰一切。我们习惯了把一切都推诿给时代，然后诅咒这个时代。
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也当然是我们的幸运。然而，痛苦的现实仍在那里，严峻的未来还会到来。那有志青年，不仅要去“克服”这个时代，还要去“导引”这个时代。如何导引？先讲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对大师说：“我像你一样勤奋努力，也像你一样执着追求，然而我依然是个凡人，而你却成了大师，这是为什么？”大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假如现在横亘在你我之间是一条河流，你怎样跨越？” 年轻人回答道：“第一条路径，如果有座桥，我就直接过桥跨越；第二条路径，如果有渡船，我就乘船跨越；第三条路径，如果我会游泳，我就游泳跨越。”
大师说道：“你第一条路径过河，是依靠别人造的桥过河，不能算你完成了跨越。你第二条路径过河，是依靠别人造的船过河，也不能算你完成了跨越。你第三条路径过河，只能说明你凭借自己的资质偶尔从此岸到了彼岸，假如大雨磅礴或大雪纷飞，你还能游泳过河吗？所以也不能算你彻底地完成了跨越。”
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还有一条很难的路径，就是我亲自造座桥跨越，但我没有造桥的本领，尊敬的大师，看来我是无法跨越这条河流了。”这时，大师微笑地对他说：“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造桥既能实现你跨越的追求，也能成全别人过河的愿望，但你却因为难而不为，现在我告诉你，凡人与大师的区别就在这里。”
凡人总是追寻自己的梦想，成全的也不过是自己的愿望；而大师不仅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且成全的也是众人的愿望。面对这个时代，你能否做到，放下每个人都能简简单单做到的嘲笑与逃离，主动承担它的痛苦，甘当人梯，搭一座笨拙的桥，不仅为成全自己，也为成全别人，最终导引这个时代？
这当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这条导引之路上我们并不孤单。自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闭锁的大门，中国便迎来最动荡屈辱的历史，众多知识分子也走上他们探索的旅途。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的苦难记忆，也是诸子争鸣、大师迭出的辉煌时刻。从器物到制度，从革命到启蒙，再到“救亡压倒一切”，这些仁人志士将自己与那个时代紧紧维系在了一起，最终取得了导引那个时代的辉煌业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大师巨匠》人物素描
首先，要有坚定的志向与坚守的勇气。犹如搭一座桥前，首先要选定一处地点，并安顿下来。
容闳，1854年顺利地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他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这位前途远大的年轻人许下心愿：“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将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毕业的这年冬天，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从学中文、四处谋生开始做起。经过了漫长的18年等待，1870年，他终于让清政府批准通过了他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事业。
连横，13岁那年，其父连永昌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郑重地说：“汝为中国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这是一部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方志，连横读后“颇病其疏”，萌发了最初的纠正之念。乙未割台后，连横看到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竭力弃毁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当地民众，感于“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念及儿时志愿，立下编写一部贯通台湾千年历程的信史的宏志。
从1906年开始，他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直至1918年，终于写成60万字的《台湾通史》。此书一出，全岛风行，不仅结束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也使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大为震撼。
梁漱溟，从小便立志要做一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曾声称自己最大的爱好便是思考问题：“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教授找到梁漱溟，跟他连续10余次访谈，最后整理出来的，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恰恰是当年父亲梁济自杀前问他的一句话，他一生都不曾停止思索。
张其昀，一生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只靠5万美元起家创建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当时没有政府的财务支持，甚至银行的贷款也很难贷到，每每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但他追求完美，请来台湾岛内最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卢毓骏，着手设计校园的建筑主体。他将那里命名为“华冈”，寓意“美哉中华，凤鸣高冈”。有人认为他要破产，张其昀对学生们说：“欠债我还，坐牢我去，你们只需努力向学，便慰我心。”
学校刚刚建立时，很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专家纷纷前来兼职，很多人授课而不受报酬，总是以台湾大学不得兼职为由拒绝，为他节省开支。一时间华冈名师云集，仅仅就文学、史学而言，延揽的师资，如钱穆、黎东方、杨家骆、宋晞、吴经雄、林语堂、陈立夫、高明、曾虚白、谢然之等，均是一流的学者和大师。张其昀举债兴学，最后欠下的债务高达16亿台币，他还是咬牙硬挺了下来。
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因心脏衰竭，病逝台湾荣民总医院，享年85岁。临终前，他要求在自己的墓志铭中，不必炫耀他在政坛上的成绩，只希望表达两大志愿：一、华冈学园（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始人；二、中华五千年史的作者。在张其昀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权势、悬念，甚至连秘书长、部长的桂冠也没有存放的位置，而只有教育的爱、文化宗教的爱与国家民族的爱，其风范可媲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其次，要有专业的才能与求是的精神。犹如搭桥准备动工时，必须具备坚固的石料和所需的工具。
蒋百里，1901年，19岁的他投笔从戎，东渡扶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4年后，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获得日本天皇的赐刀，第二名是日后起兵讨袁的“护国将军”蔡锷。1912年，蒋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郑重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不久，他即因种种原因，当众自杀，后被幸运地抢救过来。
在接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期间，他将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10万言。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卷首饱含深情地写下：“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1936年，他临危受命，赴杭州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他就鲜明地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1938年，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他特别强调：“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陈寅恪，因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26年6月，只有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这其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先前校长曹云祥认为陈寅恪一无大部头著作又无博士学位，怎么有资格作导师？梁启超坚定地说：“我虽有著作，但加在一起也不及陈先生三百字的价值。”
后来，侄子陈封雄曾好奇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他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钱穆，因为家境困难，自知上大学无望，便立志自学，发奋苦读，“夏暑为防蚊叮，效父纳双足入瓮夜读”。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时时躲避不断空袭的混乱中，开始准备撰写《国史大纲》。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70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
他强调，“国民当知国史”，由此方能建起“信仰”。因而，他倡导对“本国以往历史”，须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如此才不会产生“偏激的虚无主义”。1986年生辰那天，92岁的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再次，要有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犹如搭桥的过程中，不畏激流险滩的阻隔和苍茫长河的裹挟。
蔡元培，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年，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念想，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开学典礼上，他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他以观念改革为先导，采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仿世界大学通例”推动北大的现代化转型，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序幕。一时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引领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先锋。
张季鸾，一生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他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一经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从此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1941年，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将其誉为“一代论宗”，周恩来则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傅斯年，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明确表示要“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并以荷兰哲学家史宾诺莎认为的“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的概念与师生共勉：“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爬梳这些大师的人生历程，你会发现，其中无一不透露着求是的真，忘我的善，生命的美。他们愿意在社会大变革到来时，放弃随波逐流的舒适安逸，主动去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为时代洪流搭建引导的桥梁，不仅为成全自己，也为成全别人，最终也成全了那个时代。
电影《一代宗师》中有台词道：“练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循着百年大师的探索足迹，我真诚地希望当下的年轻人能获得某种承担痛苦，甘当人梯的勇气与能量，进而相互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搭建属于我们的桥，延续大师的精神，超越时代的泥淖。
《大师巨匠》 @联合读创2019年9月出品
（内容有删改）
